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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評論背景:
當前,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農業發展的外部環境、內在條件發生了深刻變化,農民增收越來越受到國民經濟和全球一體化發展的深刻影響,持續增收有機遇,但也有壓力和挑戰。2015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要主動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在促進農民增收上獲得新成效。
時事評論觀點:
新常態新變化,農民家庭經營性收入保持平穩,工資性收入增幅趨緩,轉移性收入增長面臨挑戰,財產性收入增長潛力較大。
新常態新機遇,政策機遇、開放機遇和產業機遇?,F代農業內涵大大拓展,產業鏈條不斷延伸。
新時期推動農民收入增長,必須建立有利于農民增收的制度環境和內生機制。
促進農民增收既有挑戰也有潛力。
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總體向好,糧食生產實現創紀錄的“十一連增”,農民增收實現“十一連快”。農業農村經濟的好形勢對國民經濟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促改革意義重大,這是觀察新常態對農民收入影響的兩個重要前提。也要看到,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促進農民增收必須適應新的發展環境,應對新的變化和挑戰,為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新常態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變化,對農民收入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家庭經營收入保持平穩。土地流轉和新型經營主體的發育,以及節本降耗等技術的應用,將有利于家庭經營收入的增長。但隨著新常態下經濟增速回落到中高速增長區間,農產品市場需求走弱,價格對農民收入的拉動作用有所減弱。受成本“地板”和價格“天花板”的雙重擠壓,農戶務農種糧收益有限,比較效益較低的問題仍比較突出。
工資性收入增幅趨緩。新常態下,農民務工數量增長的速度在減緩,工資增長的幅度在下調。今后,隨著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進一步放緩,在經濟增速放緩、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農民工就業和工資水平增長也將受到一定影響。
轉移性收入增長面臨挑戰。2004—2013年,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從96.8元增加到784.3元,占收入的比重從3.7%上升到8.8%,對帶動人均純收入增速上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國民經濟增速特別是財政收入增速有所放緩,繼續以直接補貼等形式增加農民的轉移性收入面臨較大壓力。
財產性收入增長潛力較大。近年來,受農村土地征收補償水平提高、農民土地流轉和房屋出租增多、參加入股投資分紅人數增加等因素影響,農民的財產性收入不斷增長,已經成為農民收入特別是局部地區農民收入的重要增長源。從長遠來看,隨著農村產權市場不斷完善,農民財產性收入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不同地區農民增收的重點各不相同:
新常態有新機遇,對農民收入而言,一個是外部機遇,即不斷深化改革開放帶來的政策機遇和開放機遇;一個是內部機遇,即農業農村發展帶來的產業機遇。
中央對“三農”工作高度重視,為做好“三農”工作提供了強大保障。與此同時,盡管當前我國農業競爭力總體水平仍然不高,但從長期趨勢來看,隨著需求結構升級、農業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優化和經營規模逐步擴大,我國農業競爭力正處于發展提升的長期過程中,這也將為農民收入增長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
現代農業的內涵已經大大拓展,既包括農林牧漁等產業,也涵蓋生態環境保護、觀光旅游休閑、文化傳承等多重功能,農業邊界的拓展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收入來源。農業產業鏈條接二連三的趨勢日益顯現。現代農業的發展將吸引越來越多的工商資本等新型主體投入農業,這既是對產業鏈整合創新實現產業發展的過程,也通過產業鏈條的延伸為農民增收開拓了新的空間。
2009年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不斷加深,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日益受到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影響和制約,農民收入增長進入“多輪驅動”時期。
從農民增收趨勢看,兼業收入將長期存在。從農民收入的動力源看,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不可忽視。因此,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必須內外結合、多輪驅動,充分釋放各方面積極因素,努力拓展新的動力源和增長源。
我國各地農業資源稟賦、生產方式不一樣,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現代農業發展模式,與此相應,不同地區農民增收的重點也各不相同。比如,在東北地區,家庭經營收入特別是糧食生產收入對農民增收有重要影響;在河南、安徽、重慶等勞動力轉移較多的地區,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增長對增收的貢獻率較高。因此,必須從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出發,明確農民增收的主渠道和著力點,沿海發達地區要更加注重挖掘財產性收入、轉移性收入的增長潛力;傳統農區和中西部地區應更加注重拓展農業內部增收空間,提高農業產業效益,同時吸引沿海地區產業轉移,鼓勵農民創業,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
強化制度創新和政策創設,促進農民持續增收
新時期推動農民收入增長,必須在尊重農民主體地位、發揮市場機制基礎作用的前提下,著力強化制度創新和政策創設,建立起有利于農民增收的制度環境和內生機制。
在制度創新層面,主要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農業經營制度、人力資本創新和農村產權制度等方面改革:
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制度創新和政策創設中的核心問題,這項改革對增加農民收入意義重大。前提是要做好農村土地確權登記頒證工作,給農民吃上“定心丸”,讓農民放心大膽流轉土地,提高土地資源的配置效率,同時增加來自土地的財產性收入。
在堅持農戶家庭承包的基礎上,發展家庭農場、合作社和各種各樣的產業化經營組織,這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專業化水平,增加務農的主業收入。
職業化農民的培養,核心是要培養一批有文化、懂科技、會管理的高素質農民,讓職業化的農民獲得人力資本溢出的收入效應。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對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意義重大。通過股份合作、農民經營權入股、重構集體經濟積累新機制等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增加農民從集體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收入。
在政策創設層面,主要涉及農業投入、農產品價格、農業補貼、農村金融、農業保險以及城鎮化方面:
投入政策促進農民增收,一方面要通過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另一方面要通過解決土地細碎化、地力水平低等問題降低農業生產成本。
在各類政策工具中,價格政策對激勵生產、保障農民收入的效果最直接也最有效。當前,價格政策的核心是理順農產品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為保供給促增收提供有效支撐。
補貼政策可借鑒發達國家的有效做法,探索完善農產品價格支持、直接補貼等保障農民收入的政策工具。
推進農村金融機構、產品、服務方式創新,為農戶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務,為增加收入提供保障。
加大對主要糧食作物保險的保費補貼力度,逐步擴大農業保險補貼覆蓋范圍,為小規模農戶提供基本的收入保障。針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探索開展產量保險、價格保險、收入保險等新型保險產品試點。
適應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和分工分業的發展趨勢,對各類群體的主業收入進行有針對性的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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