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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鏈接】

自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到2014年10月份，全國共減少13萬余個議事協調機構，僅湖南減少1.3萬余個，江蘇、內蒙古分別減少8472個和8081個。“協調機構”命名五花八門——領導小組、協調小組、委員會、指揮部、辦公室;時間自主掌控——常設型、階段型、臨時型;涵蓋行業廣泛——足療保健、鏟除豚草、西瓜辦、饅頭辦、生豬辦……“協調機構”過多過濫的背后，是對“機構法定”原則的淡漠。

【標準表述】

權威論述：

聯系思想和工作實際，剖析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方面存在的問題，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研究提出進一步加強作風建設的措施。

——習近平

轉變政府作風，關鍵是轉變政府職能。

——李克強

設立協調機構的初衷：

議事“協調機構”，是指為完成某項特殊性或臨時性任務而設立的跨部門合作、協作機構，其曾用名為“非常設機構”。設立“協調機構”一方面是因為，面對重要而棘手的臨時性任務或突發性事件，其工作職責一時難以分解到單一機構，需要更多機構“聯合攻關”，甚至需要更高級別的領導“掛帥協調”，才能有效完成;另一方面，則是出于提高各職能部門重視程度，防止各職能部門互相推諉的目的，而把多個部門“捆綁”在一起。設立“協調機構”的最終目的，是為減少層級、協同作戰、提高效率。

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然而，當設立“協調機構”成為應對臨時性任務、突發性事件的“萬能鑰匙”時，當設立“協調機構”成為突顯“領導重視”的“樣板戲”時，當“協調機構”越設越多，以致領導都不知道他們“掛帥”了多少“協調機構”時，“協調機構”也就嚴重走樣了。最常見的兩種情形是，“協調機構”成了“紙上機構”，只知道干開會發文的事;“協調機構”成了“空殼機構”，長期“沉睡不醒”，領導換了一屆又一屆也未終結其使命。

尤需詬病的，一是一些“協調機構”成為“推諉機構”，一些跨部門事務貌似幾個部門都在管，實則幾個部門都不管，尤其是在沒有更高級別的領導“掛帥”的情況下，“協調機構”的多頭管理往往可能淪為“多不管理”，降低行政效率，正如“九龍治水水不治”。二是一些“協調機構”純屬因人造事、因人設崗，人浮于事。比如有的“協調機構”在整個機構下面又分設幾個協調小組，組長、常務副組長、副組長等一干人赫然在列。

不良影響：

協調機構層出不窮，一者部分領導恐怕自己也數不清“領導”了多少個辦，實際上恐怕既未真正領導過，也沒有真正協調過，淪為空轉機構。二者，寶貴的人力物力耗費在文山會海之中，但凡要落實工作，不問實際需要就先成立各種辦公室，造成機構、人員冗雜。各種協調機構大量成立的最終結果，往往是該辦的沒辦好，不該辦的倒辦了，比如過度干預市場、亂發文、亂攤派等。此前引來熱議的鄭州“饅頭辦”，收取商戶上千元辦證費用，就是政府之手伸得太長，伸到了市場之手該管的領域里，最終導致越“辦”越亂的實例。

辯證分析：

盡管目前全國一次性砍掉了13萬個議事協調機構，但也不能一味否定所有“協調機構”存在的意義。見到某某辦、某某領導小組就要反對，這也是走向了反面極端，并不可取。在一些覆蓋范圍廣、涉及單位多、重要性凸顯的領域，比如在食品安全方面，設置國家層面的議事協調機構，統籌工商、食藥監等部門協同作戰，是理所應當之舉。

治理思路：

現代政府是責任政府、法治政府，涉及比較復雜或重大、跨區域的問題可設立相關“協調機構”，其他要慎之，防止冗員。部門若都守土有責、盡心盡責，就無需成立徒有虛名的“領導小組”。要堅決精簡，真正做到“權隨事設、責隨事定、人隨事走”。

砍掉這些徒具觀賞價值、實用價值寥寥的協調機構，是從外在形式、機構設置上做出的改變，還需輔以內部機制的升級，落實依法行政。這辦那辦，都不如依法律來辦，才能一方面避免砍掉協調機構就無人出面協調的弊端，另一方面杜絕這些機構換個馬甲，重出江湖。

具體措施：

首先，協調機構的設立、運行、退出都應遵從“機構法定”原則。不能某個領導一句話就掛牌成立，而要遵從一定的程序和制度。協調機構不是不能設，而是要明確為什么而設、設立之后怎么運行、將來如何退出等一系列問題。不少協調機構成立的新聞報道中鮮有獲悉這些機構完成歷史使命，適時退出。比如非典發生十年之后，遼寧省才撤銷了“省防治非典指揮部”，不免貽笑大方。此外，政府過度干預市場的行政之手要自覺管住，市場可以自行調節的事情，政府就不必要再設立個辦公室越俎代庖。

其次，完善不同部門的協同合作機制，完全可以采取改革績效考核、評價體系等制度化渠道，在依法行政的框架內解決。一是看過程，部門協作不應文來文往，開開會、簽簽字就了事。為督促各部門完成其法定職責，不妨探索在考核政府部門時引入協同合作指標，讓與其合作過的相關部門來打分評價;二是看結果，若某項需要多部門協同合作的工作未達標完成，理應追究其中合作不得力的單位，對那些守著自己一畝三分地，有困難就推有利益就搶的部門，依法問責不應是“紙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