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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涉及村干部貪腐的消息屢見報端。17日，山西省紀委通報了9起村干部涉嫌違紀違法典型案件。9名村干部通過索賄、貪污、挪用公款、套取國家補貼等不同的手段，把不該拿的錢揣進了自家錢袋子。專家表示：“村干部已成貪腐高發人群，對‘村官’中的‘蒼蠅’，須引起重視?！?/P>

“村官”貪腐存在多種表現形式

部分村干部淪為“黑老大”

“村官”是農村基層組織“從事公務”的干部，雖不是行政意義上“國家工作人員”，但諸多案例表明“小干部大貪腐”。如深圳龍崗區南聯社區“村官”周偉思被曝擁有20億身家;溫州10名“村官”瓜分價值18億元的316套安置房;河北曲陽七里莊黨支部書記劉會民自2001年擔任村主任后，10年間非法斂財達7100余萬元。

佛山中院曾披露，2010-2012年，佛山兩級法院共審結了40件(其中二審案6件)村干部職務犯罪案件，涉案人數共計62人，涉案總金額達8582.76萬元。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省監察廳副廳長劉蓉華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表示，“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面向群眾的街道干部、‘村官’成為貪腐的高發人群?！?/P>

劉蓉華分析認為“村官”貪腐存在3種形式，首先，是在集體土地征用、房屋拆遷等方面謀取私利，少數村干部從中截留、克扣、套取、挪用、貪污征地補償款和拆遷補償款;其次，虛報冒領、貪污侵占、截留克扣惠農資金。此外，農村賄選問題也時有發生。

除了貪腐，部分村干部淪為“黑老大”。如河北省保定市曲陽縣七里莊原村支書劉會民，因貪污受賄上千萬元并領導等級分明、成員固定、分工明確的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等罪名，于2013年8月一審被判死刑。

劉會民案并不是個案。據《南方日報》報道，佛山市警方今年4月抓捕了以犯罪嫌疑人黃敏昌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共抓獲嫌疑人10多人。被捕的黃敏昌正是佛山市安富村原黨支部書記、原村委會主任。

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教授任進向記者指出，“‘村官’中的‘蒼蠅’，損害了廣大農民利益，影響農村社會穩定，給基層的黨風廉政建設和反****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須引起重視?！?/P>

當前村務監督不到位甚至缺位

應進一步完善民主監督機制

針對“村官”監督短板，《人民日報》今年2月發表評論稱：在我國，“村官”本不是官，但往往權力很大。個別地方的“村官”甚至被稱為“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擁有很大的“能量”。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根子在于現行制度沒有把“村官”當干部，失去監督導致權力濫用。

在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調研中心主任楊建華看來，小村莊大****現象令人震驚，這“血淋淋”的事實，充分暴露出當前農村基礎自治組織權力運行過程缺乏必要的制約，尤其在對公共事務建設與公共資源配置方面，當前的村務監督還不到位甚至缺位。

南開大學政治學系主任程同順教授則指出，村民監督村干部擔心被打擊報復，大多數村民是不想和村干部撕破臉的。而一些基層政府監督不力是因為很多行政工作需要村干部配合，認為沒有必要得罪村干部。

基層“村官”自己怎么看? 全國人大代表、山西原平市子干鄉子干村黨支部書記栗翠田接受采訪時稱，現在各地都在搞村務公開，制度雖然好，但沒有監督，難以落實。

任進指出，村級財務管理缺失，有的財務人員素質普遍較低，財務制度不健全，財務監督流于形式，民主理財小組沒有起到應有的監督作用，民主理財名不符實。而鄉鎮除了安排經濟指標就是下達工作任務，對農村基層黨員干部的廉潔教育基本上仍停留在口頭和文件，更談不上耐心指導和作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防止村官貪腐，需要在教育、制度、懲治三結合。

多地探索加強對村干部監督

“村官”離任審計漸成“規范動作”

早在2012年11月，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等十二部委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村級民主監督工作的意見》。意見指出，建立健全村務監督機構：加快建立村務監督委員會;規范村務監督機構成員產生方式;明確村務監督機構主要職責。意見強調，到2020年，實現村級民主監督制度完善、監督形式豐富、民主評議有效、經濟責任審計規范的目標，切實保障農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和監督權。

在完善監督、制約“村官”權力方面，多地已有行動。

2013年5月，山東省萊蕪市鋼城區檢察院在基層鄉鎮設立派駐檢察室。而廣西省浦北縣為加強村級民主監督，全面推動建立和完善村務監督委員會制度。2013年末，廣州市首開先河，對村官實施出國審批管理，全市2014名村官的護照統一上繳。

今年1月，廣東省委常委會明確要求，嚴肅查辦發生在重點領域、關鍵環節和群眾身邊的****案件，健全農村基層民主監督機制，完善農村“三資”清理、“村賬鎮代管”以及集體資產資源規范交易工作等。

2月，河南省鄭州出臺《關于堅持依靠群眾推進村務公開民主管理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加強對村干部任期和離任經濟責任審計。

對于村干部離任審計，《人民日報》曾刊文指出：在中央建立健全村務監督機構的要求下，“村官”的離任審計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正在作為一種制度性架構，逐步成為全國的“規范動作”。

任進建議，要把村級財務列入審計監督范圍，堅持定期或不定期對村級財務進行監督檢查，特別是對重點開發項目、土地征用補償收入、惠農資金等要列為重點檢查內容。

“對基層自治組織的權力約束是一個長期的、系統性工程，離任審計只是其中關鍵一環?！薄度嗣袢請蟆肺恼轮赋?，正如有專家指出的，基層社會要想良性運行，必須對權力有所制衡，監管決不能失之于寬，同時要發揮好自治組織自我監督、管理的作用，進一步完善民主監督機制，讓責權更明晰、銜接更配套、運轉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