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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全國城鎮化率已接近55%，但戶籍人口城鎮化不足40%。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就是要著力打破農民進城的種種體制障礙，讓他們真正在城市“安家落戶”。

2015年12月，四川省統計局對成都、綿陽等9個城市進城務工人員調查顯示，53.8%的受訪者不愿將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

深度解析

[原因分析]

從經濟角度分析，農民工不愿農轉非是由于：

一是覺得城市生活成本高，尤其是買不起房;

二是不愿放棄農村的土地承包權;

三是認為農村戶口與城鎮戶口差別不大;

四是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支撐。

可見，53.8%的進城務工人員，不愿“農轉非”，既想在城市落戶，又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這是一種糾結的心態，也是他們內心情感的真實反應。一方面，他們難舍故土情結，視農村為自己的“根據地”;另一方面，他們“挺進”城市，竭力占領屬于自己的一塊“陣地”，一旦“陣地”失守，便返回“根據地”，重新過上“男耕女織”的田園生活，雖然日子清貧，卻有地可耕，溫飽無恙。

文化融入是影響“農轉非”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相對于年輕人“逃離北上廣”，現實中還存在一種農村老人“逃離城市”的現象，表現為很多農村父母隨著子女來到了城市，但是由于不習慣城市生活，卻又回到農村。對于這一現象，常常只是單向度地理解為農民對城市生活的不適應，而很少有人想到，城市在規劃設計上存在著先天不足。

從整體上看，目前的城市規劃思路基本上是西化的和年輕化的，表現為城市建設以高樓大廈為主，簡單迎合和放大著“陌生人社會”的特征。這種規劃設計思路，一直受到質疑和反思。比如，在《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一書中，簡·雅各布就深刻揭示了城市高樓化帶來的影響，表達了對城市多樣化的向往。

[啟示]

無論是經濟新常態還是城市新常態，都對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出了新希望和新要求。因此，農民不愿“市民化”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從問題導向出發，農民不愿“市民化”不僅是個經濟問題，有時也是一個文化問題。在城市發展中，打通農民融入城市的“最后一公里”，更多關注人的生活，關注農民的文化需求，這不僅事關城市化發展，而且事關“化解房地產庫存”，具有雙重意義。

[參考對策]

對此，專家認為：引導農民工“農轉非”是一個系統工程，有賴于打“組合拳”。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農民工進城落戶的后顧之憂;加快土地流轉，推進規模農業;鼓勵城市房產商降價“去庫存”，讓部分農民工買得起房等等。要保障這些“組合拳”切實有效，最為關鍵的是要促進一二三四線城市的均衡發展。換言之，不僅要縮小城鄉差別，還要縮小城市與城市的差別。要讓三四線城市乃至小城鎮承接一二線城市的部分資源和功能，大力增強其吸引力和輻射力，從而促使更多農民工在這些“衛星城市”找得到飯碗、賺得到鈔票、買得起房子。

在現代城市規劃和建設中，考慮到鄉土文化的一些特點，更加注重人的交流和生活。

宜居是現代城市的基本功能，也是人們對城市的基本需求之一。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要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提高城市發展的宜居性。一個“讓人詩意棲居”的城市，必然是一個多樣性的城市，必然是一個注重人的情感需求和生活樂趣的社會。中國傳統社會是一種鄉土社會，也是一種“熟悉社會”，人際關系往往表現出熟絡和熱鬧一面。從文化上講，鄉土社會并非一無是處，鄉土社會和鄉土文化的一些優秀成分，不僅不應該放棄，而且應該在現代城市發展中得到堅持和發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