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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企業家精神的重要體現，工匠精神的內涵就是嚴謹專注、精雕細琢和精益求精。工匠精神體現出生產者踏實專注的精神氣質。這種精神氣質源自于對產品品牌、質量、口碑以及企業長久發展的敬畏之心。

我國經濟轉型升級呼喚工匠精神。在微觀層面，我國中高端產品供給不足，而低端產品過剩。近年來，居民去海外大量購物的行為，折射出了某些領域的國貨質量尷尬困境。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相對落后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仍廣泛存在。在宏觀和中觀層面，我國在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領域大量產能過剩，但這種過剩的本質是結構性過剩，而非全面過剩。在船舶工業、航空航天和裝備制造等行業，我國每年還要花大量外匯從發達國家高價進口特種鋼材等生產材料。另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國內很多用于制造自來水筆的鋼珠居然也需要大量進口。上述事實，聽起來真的與我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地位不相符合。產品供給的結構和質量不能有效滿足市場的需求，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中需要跨越的門檻。供給側改革其本質就是優化供給側的結構和質量，使供給結構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助力經濟轉型升級。不可否認，工匠精神缺失使我國在生產領域長期內重視產品數量而忽視質量、重視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利益、重視粗放型生產而忽視消費需求。我國經濟總量已經世界矚目，但在經濟結構上仍有很大優化空間。若要優化生產結構，破解轉型升級難題，就應弘揚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這讓人們不禁要反思，我國缺乏工匠精神的原因何在?首先，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存在著短期化傾向，對產品質量、創新能力以及市場競爭力培育不夠。經濟發展分為要素驅動、效率驅動和創新驅動三個階段。過去幾十年，我國依賴的是以低效率要素投入追求短期粗放型發展，片面強調多快好省。社會氛圍也存在著追求短期財富、急功近利的投機傾向，而不是靠平心靜氣地潛心鉆研，進行持久性地高質量經營。作為世界工廠，過去我國生產的產品也多數為中低端、市場競爭力缺乏的產品，其間我國資源環境受到了一定的破壞。當然，我國經濟增長奇跡值得肯定，但經濟發展質量確實亟待優化。其次，教育理念以及擇業觀念滯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德國極其重視職業教育，為其制造業培養了大量高端技術人才，充分發揮了工匠精神對國家富強的支撐作用。受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在人才培養上，我國過去不太重視職業教育，而社會對職業教育也存在一些偏見。隨著第三產業成為主導產業和制造業高端化的推進，生產一線的高端技術與服務人才相對缺乏。每年制造業高級技工缺口有400多萬，但企業開出萬元月薪卻難招到技術工人。與此相對，大學生就業一直是政策關注熱點。人才培養同質化和知識結構同就業需求不匹配，一方面降低了人力資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也阻礙著經濟轉型升級。最后，制度保障體系亦應有效優化。弘揚工匠精神，需發揮微觀主體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內在自覺性，但外在的制度監督與制度激勵不可或缺。我國法治化程度不足，經濟運行缺乏有效制度保障。一方面，與發達國家比，我國產品在質量、安全度、舒適度、個性化等方面的市場準入制度門檻較低。國內市場銷售的很多低端產品，卻很難能達到發達國家最低監管標準。同時，相關部門對低劣產品的監管懲治力度不夠，也使得其遍布市場。另一方面，對技術創新的制度保護相對不足。通常，研發創新型高端產品的前期投入很高，但再生產成本卻很低。因對技術創新缺乏制度保障，巨資研發的優質產品尚未全面盈利，就可能因其他企業違規復制致使其投資回報率大為降低，使企業技術創新的內生動力缺失。如此一來，以技術創新助推制造業高端化也就面臨著制度梗阻。

弘揚工匠精神是優化供給結構質量，使供給結構適應市場需求的關鍵。我國目前已經步入了經濟結構深度調整期，這為那些在產品質量和品質上有著高遠追求的企業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應摒棄急功近利的發展思維，培養企業恒久性經營運作的內生動力;積極發展職業教育，改變對其認知偏見，為職業技術人才的發揚精雕細琢、精益求精的品質營造良好社會氛圍;重視制度創新，以制度力量推動技術革新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具體來說，應把握好以下方面。

第一，需將工匠精神置入社會各行各業，拋棄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短期思維，使其成為社會發展準則。一方面，應推動企業經營理念轉型。穩步推進市場化改革，使企業生產密切契合市場需求，將提高產品質量作為贏得競爭優勢的核心經營價值觀。相關部門也應采取措施鼓勵和支持企業開發并生產高質量產品，改變因低成本、低價格競爭所造成的市場環境惡化、低劣產品充斥的局面。另一方面，及時轉變教育理念，深化教育改革，強化應用型人才培養，提升職業教育培養質量。根據特定崗位需要，有針對性地培養高端技術人才，確保人崗相宜，打通教育與就業隔閡，彌合經濟轉型中的人才缺口，發揮人力資本對產業結構升級推動作用。另外，需變革對職業教育的認知，提升應用技術人才的社會地位，使其獲得更多榮譽感與自信力，充分發揮生產創造積極性并保持對先進技術的鉆研定力，推動制造業邁向中高端。

第二，重視制度供給，加強對技術創新的保護以及產品質量的法治化監管，并逐步適度地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倒逼微觀主體轉型升級。優化供給結構質量，根本出路在于發揚工匠精神，追求精益求精，開展技術創新升級，而技術創新的活力源自于制度創新。我們若把經濟發展過程置于人類社會的廣袤經濟史中考量，那么制度力量在長期內對經濟轉型的推動作用高于單純的技術。缺乏制度保障，單純依靠企業技術升級的自覺性，可能遠遠不夠。法律制度(如專利、產權保護)能為企業家創新提供清晰的收益預期，確保其工匠精神的發揚。嚴格的市場準入與質量監管制度更是能發揮“創造性破壞”之功，倒逼生產低劣產品的企業技術改造升級，提高生產質量與效益。市場上產品質量低，其中有企業自身的原因，但監管制度不完善以及監管執行不到位也值得關注。從企業角度講，若在嚴格的監管制度下，達不到標準的劣質產品不允許進入市場，那么這些企業長期內就會主動實施技術創新升級，發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切實提高產品質量。所以說，相關部門在技術創新保護以及市場監管和準入上還需多下功夫，這是我國今后發展中應當重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