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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0月2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推進消費擴大和升級。他強調，一方面要通過降低物流成本等方式，清除抑制消費的障礙，提升民眾的消費意愿;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市場監管，堅決打擊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等欺詐行為，改善消費環境。

雖然學界對我國消費率真實性有爭議，但基本上都認同以下事實：我國消費過低、儲蓄過高，經濟增長倚重投資和出口這兩駕“馬車”.隨著世界經濟增長低迷，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要求刺激、拉動國內消費的呼聲日高。在此背景下部署消費擴大和升級，正當其時。六個重點領域：互聯網以及物聯網等信息消費、促進綠色消費、升級旅游休閑消費、穩定住房消費、提升教育文體消費、鼓勵養老健康家政消費，體現了統籌當前和兼顧長遠。

擴大消費，形象地說就是讓“沒錢的人有錢花”、“有錢的人敢花錢”.前者關乎收入分配，后者關乎社會保障與消費環境等。就收入分配維度，影響消費率的因素包括：收入分配不公、稅費負擔過重、通脹水平較高等。收入分配問題主要表現在：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微觀分配機制的系統性“缺陷”、再分配機制存在“逆向調節”等。收入分配改革，如果從2004年啟動調研算起，至今已有10年時間，由于利益格局的調解難度大，改革的決心不夠大，因此進展緩慢。從收入分配改革切入擴大消費議題，就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縮小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差距等。如果說收入分配改革是“開源”,減稅負、控通脹則是“節流”,正反方向包抄，保障老百姓“有錢花”.

“不敢花錢”在文化層面，是一個中國傳統，國人講究“積谷防饑”,不敢賺多少花多少，更別說寅吃卯糧。在制度層面，社會保障水平是公眾消費最大推因。一般而言，公眾消費意愿與社會保障水平呈正相關——社會保障越好，公眾對未來預期越樂觀，消費意愿就越強。很簡單，老有所養的話，公眾就用不著存錢養老，不敢花。經過近年來努力，公共財政支出中公眾社會保障支出比重長期偏低的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糾正，但仍達不到讓公眾放心將錢挪作他用的水平。

擴大消費要數量，更要質量。從消費結構來看，“衣食住行”類是生存型消費，滿足自身生存需求，在馬斯洛需求層次中屬于低層次。“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教育文化與娛樂服務”類是發展和享受型消費，才能稱得上有質量。譬如同花費50萬元，用于交房屋首期當“房奴”與用于旅游當“驢友”,其邊際效用完全不一樣。在我國，生存型消費支出所占比重偏高，且呈現上升趨勢。從2000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居民“衣食住行”類消費支出占比由69.3%提高至70.8%.可以列入社會保障范疇的生存型、發展型消費，就由公共財政多擔點，讓公眾有更多錢花在改善生活質量上。

擴大消費不僅是一道經濟題，還是民生題、政治題。需要多學科綜合求解，保證發展速度，更要發展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