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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量刑并未明確納入庭審程序中，量刑方法不科學、量刑情節缺乏量化標準、量刑程序不透明，一直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尤其是量刑程序的不夠公開，容易引發公訴方和被告人的質疑。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近年來推進量刑規范化工作，出臺全國首個專門規范量刑程序的省級規范性文件，并強化律師參與量刑的作用，以期解決量刑調查、量刑辯論不夠公開和獨立的問題。

出臺意見

將量刑公開進一步細化為量刑調查公開、量刑辯論公開和量刑理由公開

正義不僅應得到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天津高院院長高憬宏介紹，我國刑法規定的法定刑幅度較為寬泛，上下限差值在5年以上的法定刑有270多個，占總數的40%。受“重定罪、輕量刑”“重實體、輕程序”觀念影響，量刑程序一直得不到足夠程度的重視。

2014年，天津高院制定了《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實施細則》作為規范量刑的“實體”規則，解決同類案件判決懸殊的問題;今年1月1日起，天津法院系統開始施行《關于規范量刑程序的實施意見(試行)》(以下簡稱《量刑程序意見》)，確立了相對獨立的量刑程序，將量刑調查、量刑辯論從法庭審理中獨立出來;要求審判人員積極引導控辯雙方在量刑程序中獨立、集中發表意見;要求合議庭在評議案件過程中將量刑評議獨立出來，合議庭每名成員均應獨立就量刑事項發表具體意見，不得模糊簡單地表態。天津高院刑二庭副庭長熊燦介紹，“我們將量刑公開確立為量刑程序的一項基本原則，并將量刑公開進一步細化為量刑調查公開、量刑辯論公開和量刑理由公開。”

據介紹，在《量刑程序意見》出臺后，審判人員在庭審中有引導控辯雙方就量刑問題充分辯論的義務，對于無罪辯護的案件，審判人員要向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明確告知，參與量刑調查、量刑辯論的，法庭不據此視為其認罪，以打消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疑慮。據天津高院刑二庭助審員吳紀奎介紹，《量刑程序意見》從總則、量刑證據的收集、量刑建議、一審、二審、再審中的量刑程序等方面對量刑程序進行了規范，全文共42條。

此外，在量刑規范化改革后，各級法院必須將量刑評議的過程、量刑結論的得出過程在合議庭評議筆錄中進行記載，以便于上級法院審查下級法院的量刑是否適當。

實踐探索

庭審辯論，當庭宣判的5年有期徒刑比辯護人提出5年4個月的量刑意見還低

天津金三維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曉濱從事刑事辯護已經10余年，近日的一次庭審卻讓他感到有點意外。這是天津濱海新區法院公開開庭審理的一起搶劫、非法持有槍支案。庭審中，控辯雙方圍繞量刑展開辯論，結果當庭宣判的5年有期徒刑比辯護人提出5年4個月的量刑意見還低。宣判后，審判長還解釋了量刑的理由和依據，被告人郭某當庭表示接受判決，不再上訴。

在此案中，公訴機關建議對被告人執行有期徒刑11年至12年，并處罰金。庭審中，辯護人建議以搶劫罪和非法持有槍支罪對被告人數罪并罰，執行有期徒刑5年4個月。面對控辯意見懸殊的量刑建議，合議庭要求控辯雙方圍繞影響量刑的事實和情節進行舉證、質證和辯論，在被告人做最后陳述之后，合議庭立即合議，并當庭宣判：對被告人數罪并罰，執行有期徒刑5年，并處罰金1萬元。

宣判后，該案審判長王劍虹向當事人詳細解釋了量刑依據和量刑情節。李曉濱注意到法官在解釋量刑時提及了被告人的“暴力程度”和“犯罪意圖”，“今天聽到法官對量刑問題抽絲剝繭，還提到這些情節，覺得量刑程序規范確實起到了作用。”李曉濱說。

“從被告人的角度來講，大多數人不關心自己犯的什么罪，而更關心法庭要判多長刑期。”王劍虹說，“將量刑納入法庭審理程序，并且在裁判文書中增強說理性，將量刑的依據和理由予以釋明，大大提升了量刑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判后的量刑釋明雖然只花了5分鐘，卻有助于消除當事人對法院的不滿、誤解，減少不必要的上訴、抗訴，對被告人也是一次普法教育。”

推進改革

強化辯護律師參與量刑的作用，服判息訴率從93.4%上升到97.9%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而以審判為中心的一項基本要求是控訴辯護在法庭。熊燦認為，實踐中，相當一部分案件的量刑辯護并未得以實質性展開，根本未形成真正意義的“辯”。有鑒于此，《量刑程序意見》強化了當事人對量刑程序的參與，并規定檢察院提出量刑建議前，應當聽取當事人的意見。

在庭審之前經過閱卷，檢察院需要遞交量刑的建議書，而辯護律師則承擔了多渠道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量刑證據的義務。李曉濱認為，在量刑證據的收集方面，辯護律師必須起到拾遺補漏的作用。量刑程序意見規定，辯護律師應當通過會見、閱卷、調查取證等方式依法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量刑證據，既要注重法定量刑情節證據的收集，也要注重酌定量刑情節證據的收集。特別強調，應當注意收集容易被偵查機關忽視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酌定量刑情節證據。

此外，辯護律師有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釋明具有退贓、退賠、立功等情節可以從寬處罰的義務，為有退贓、退賠、立功等意愿的被告人依法爭取從輕處罰的機會。刑事訴訟法規定，對于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為此，《量刑程序意見》規定，在辦案過程中，辯護律師應當注意犯罪嫌疑人與被害人是否有和解可能，犯罪嫌疑人有和解意愿的，辯護律師應當積極促成雙方當事人和解，并申請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主持制作和解協議書。

推進量刑規范化工作以來，天津全市法院按照量刑規范化審理的案件，上、抗訴率從5.6%下降到1.9%，發回重審改判率從9.5%下降到4.8%。全市法院試行量刑規范化審理的案件，服判息訴率從93.4%上升到97.9%，被告人當庭認罪率、退贓退賠率、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調撤率均逐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