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媒體報道，云南省2000名大學畢業生奔赴農村任職村官4個多月后，普遍遭遇到基層環境復雜、不被信任、語言不通、或個人感情等問題，有些村官還被借調到鄉鎮成為“斟茶員”，村官在3年任期滿后，出路不明成為許多人的心病。
這使很多“大學生村官”萌生退意。
應該說，作為培育人才的戰略性工程，經選拔出的專科以上學歷應屆或往屆畢業生,到村里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助理、村主任助理或其他”兩委”職務, 其初衷還是好的。掛職村官的大學生不但可以運用在大學學到的專業知識更好地服務社會，轉變當地的小農經濟思維，更可以加強自身的鍛煉，形成吃苦耐勞的創業性格，真正腳踏實地建功立業。即使大部分大學生不會留在農村，3年鄉村生涯也算是個人的一筆寶貴財富。更何況很多地方會給予“村官”北京城市戶口、考研加分、公務員錄考優先等種種優惠條件——這也是一些經濟發達地區的村官考試應考者火爆的原因。如蘇州招考220村官，報名人數就突破8000人，28人爭搶一個職位；上海最近的一次招考，應考與錄取的比例也高達14:1。
不過，以上這些優越的政策條件并非每個地區都具備，而人才培養的目標也不是那么容易達到的。普遍存在的問題有:作為村官的角色，“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工作本就難做，上崗前有組織的、專業性和針對性培訓必不可少，但現在村官上任前的崗前培訓相當淺顯，而且培訓時間短，無法使其快速投入工作；基層組織對于這些大學生的優勢無以適從，只好拿大學生當通訊員、傳聲筒使用，跑腿拿個通知、取個表什么的，甚至成為專職的“斟茶員”。可以說，既形式化又單調的工作使這些大學生村官的思維僵化，壓制了他們的才智，實際上并沒有達到鍛煉人才、培養人才的效果。
與此同時，三年之后“大學生村官”將面臨就業再選擇。與北京、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相比，云南等經濟不發達地區能夠為“大學生村官”所提供的優惠更少，也沒有那么多政府職位提供給3年期滿后的大學生。即使是在那些經濟發達地區，公務員的指標也是有限的。所以，將來職業發展的不確定性是困擾多數大學生村官的首要問題。不久前對北京郊區的大學生“村官”進行的問卷調查和深入訪談發現，51.16%的大學生“村官”憂慮最多的是合同期滿后的去處，即只有11.62%選擇續聘繼續留在農村工作。
近日，中組部負責人就多部門聯合下發的《關于建立選聘高校畢業生到村任職工作長效機制的意見》，接受記者提問時表示，大學生“村官”任期結束后的出路，有包括“留任當村干部”、“推薦參加公務員考試”、“自主創業”、“另行擇業”、“繼續學習深造”五種選擇。中央對他們的五條出路無非只能是“鼓勵”與“扶持”，并未保證他們能平穩進入仕途。所以最令人擔憂的是，如果政策設計不好，大學生被“扔”在窮鄉僻壤，任滿3年后前路茫茫，國家如此不負責任的行為對他們而言，反而是一種悲劇。在這種情況下，云南等地的村官計劃遭遇質疑，大學生萌生退意，是很讓人理解。要知道，對一個人來說，30歲之前是學習和交際能力最旺盛的階段，也是需要積累事業知識和人脈的階段。如果這段時間被白白浪費在一些簡單形式化的工作上，對他們一生來講都是難以彌補的損失。讓轟轟烈烈的大學生村干部工程成為新的形象工程，會造成極大的人才浪費。
從目前大學生就業遇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來看，提倡大學畢業生到農村任職，某種程度上可以起到緩解就業壓力的作用，但不能把這樣的舉措作為權宜之計，不應把他們看做城市的負擔而放到農村去就不管了，而是要明確計劃的目的——鍛煉大學生、培養后備干部、幫助農村工作、緩解就業壓力等等，并為此制定國家對新農村建設以及農村人才培養的長遠計劃和相關的長效機制。如:可以考慮增加農村基層的公務員崗位，吸引愿意涉農的年輕人往下走；制定基層用人規范，幫助完善村民自治；經過選拔，讓愿意到農村就業的學生進入公務員隊伍；通過集中培訓輔導大學生村官提高協助解決農村問題的能力等等。只有此類長效機制的建立，才可期望在建立新農村、培養好優秀干部的同時，也塑造出一代有實踐經驗、可勝任于各種重要崗位的新公共管理人才。(作者系華南師范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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