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救寺，位于山西省西南永濟市蒲州古城東3公里的峨嵋塬頭上。
這里塬高29米~31米，南、北、西三面臨壑，惟東北向依塬平展。原有范圍，東西寬200米，南北長350米，總面積約7萬平方米；
這里地勢高敞，視野寬闊，寺院坐北朝南，居高臨下，依塬而建。這是一座千年古剎，我國古典戲劇名著《西廂記》故事就發(fā)生在這里。
從1986年以來，新修復的普救寺，寺院建筑布局為上中下三層臺，東中西三軸線（西軸為唐代，中軸為宋金兩代，東軸為明清形制），規(guī)模恢宏，別具一格。從塬上到塬下，殿宇樓閣，廊榭佛塔，依塬托勢，逐級升高，給人以雄渾莊嚴，挺拔俊逸之感。加之和《西廂記》故事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建筑：張生借宿的“西軒”，崔鶯鶯一家寄居的“梨花深院”，白馬解圍之后張生移居的“書齋院”穿插其間。寺后是一地勢高低起伏，形成活潑的園林花園。園內(nèi)疊石假山懸險如削，鶯語雙亭飛檐翹角。荷花池塘上橫架曲徑鵲橋，亭橋相接、湖山相銜。鶯鶯的“拜月臺”掩映在青松翠柏、千竿修竹之中。
屹立在寺中的鶯鶯塔，不僅形制古樸、蔚為壯觀，而且以奇特的結(jié)構(gòu)，明顯的回音效應著稱于世。游人在塔側(cè)以石扣擊，塔上會發(fā)出清脆悅耳的“咯哇——”“咯哇——”的蛤蟆叫聲，令游人連連稱奇。據(jù)方志中稱之“普救蟾聲”，為古時永濟八景之一。
由于《西廂記》的問世，使得這個“普天下佛寺無過”的普救寺名聲大噪，寺內(nèi)的舍利塔也被更名為“鶯鶯塔”而聞名遐邇。而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千百年來一直撼動著人們的心靈，使它成為蜚聲著譽的游覽勝地。
普救寺是《西廂記》故事的發(fā)祥地。唐元稹傳奇小說《鶯鶯傳》、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diào)》、元王實甫雜劇《西廂記》，皆以普救寺為背景，進行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由于《西廂記》故事的廣泛流傳，普救寺也隨之名揚天下。因此，劇以寺而生，寺以劇而名。
普救寺之所以名揚天下，主要是元代戲劇大師王甫實的雜劇《西廂記》寫得生動深刻，流傳廣泛，影響深遠。《西廂記》共五本二十折，其故事梗概是：唐貞元年間，前朝崔相國病逝，夫人鄭氏帶女兒鶯鶯、侍女紅娘和小童歡郎一行30余人回河北博陵安葬，中途道路有阻，在河中府普救寺暫住。此時，河南洛陽書生張生（名珙，字君瑞）赴長安趕考，路過河中府看望同窗好友白馬將軍，順便游覽普救寺時與鶯鶯相遇，產(chǎn)生了愛慕之情。張生為了追求鶯鶯，遂不往京師，就在寺中借廂住下。
張生的住所與鶯鶯所住的西廂只一墻之隔。一天晚上，鶯鶯同紅娘在花園燒香禱告，張生隔墻高聲吟詩一首：“月色溶溶夜，花蔭寂寂春；如何臨皓魄，不見月中人？”鶯鶯立即和詩一首：“蘭閨久寂寞，無事度芳春；料得行吟者，應憐長嘆人。”經(jīng)過詩歌唱和，彼此更增添了好感。
在為崔相國做超生道場時，張生、鶯鶯再次相遇，兩人默默地相愛了。就在這時，守橋叛將孫飛虎帶兵圍住寺院，要搶鶯鶯為妻。崔夫人四處求救無援，許愿說：“誰有退兵計策，就把鶯鶯嫁給誰。”張生挺身而出，寫信給白馬將軍杜確。杜確救兵趕到，孫飛虎兵敗被擒。不料崔夫人言而無信，不肯把女兒嫁給張生，要二人兄妹相稱。張生因此致病。紅娘為張生出謀，讓他月下彈琴，鶯鶯聽后十分感動，便叫紅娘前去安慰。張生叫紅娘給鶯鶯帶去一信，鶯鶯回信以“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約張生相會。當晚，張生赴約，由于紅娘在場，鶯鶯只好假裝生氣，訓斥張生不禮貌，張生從此一病不起。紅娘前來探望張生，暗示當夜鶯鶯一定前來相會，張生病即痊愈。深夜，鶯鶯來到張生書齋，與張生訂了終身。這件事被崔夫人覺察，她怒氣沖天，拷問紅娘，紅娘拒理相爭，巧妙地說服了崔夫人，使她只好答應將鶯鶯許配給張生，但她又逼迫張生立即上京考試，如考不中，仍不把女兒嫁給他。
張生與鶯鶯惜別，上京應試，中了頭名狀元。然而崔夫人侄兒鄭恒造謠說，張生已作了衛(wèi)尚書女婿，逼崔夫人把鶯鶯嫁給他。就在這時，張生回到普救寺，在白馬將軍的幫助下，揭穿了鄭恒的陰謀，與鶯鶯結(jié)為連理。
《西廂記》是我國家喻戶曉的古典戲劇名著，它敘述了書生張君瑞和相國小姐崔鶯鶯在浦東普救寺內(nèi)邂逅相遇、一見鐘情，經(jīng)紅娘的幫助，為爭取婚姻自主，敢于沖破封建禮教的禁錮而私下結(jié)合的愛情故事。表達了對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滿和反抗，以及對美好愛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幾百年來，它曾深深地激勵過無數(shù)青年男女的心，使他們?yōu)槠渌潎@，所感動。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題思想和藝術(shù)形象，仍然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封建禮教罪惡本質(zhì)的認識。《西廂記》的問世，特別是自王實甫的《西廂記》雜劇問世以來，在我國歷史上產(chǎn)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崔張故事，源遠流長。最早見于唐德宗貞元末年（802年~804年），和白居易同時代的著名詩人元稹（778年~813年）所寫的傳奇小說《會真記》（又名《鶯鶯傳》）。據(jù)北宋末年的學者王性之的考證，《鶯鶯傳》寫得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戀愛生活，結(jié)果是張生遺棄了鶯鶯，是個悲劇的結(jié)局。這篇小說不過數(shù)千字，卻情節(jié)曲折，敘述婉轉(zhuǎn)，文辭華艷，是唐代傳奇小說的代表作之一。它寫出了封建時代少女對愛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愛情理想被社會無情摧殘的人生悲劇，宣傳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廣泛流傳，產(chǎn)生了不少歌詠其事的詩詞。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鶯鶯傳》為題材進行再創(chuàng)作，現(xiàn)在能看到的有秦觀、毛滂的《調(diào)笑轉(zhuǎn)踏》和趙令畦的《商調(diào)蝶戀花》鼓子詞。這些詩詞，對鶯鶯的命運給予了同情，對張生始亂終棄的薄情行為進行了批評，但故事情節(jié)并沒有新的發(fā)展。當《鶯鶯傳》故事流傳了400年左右的時候，正是金代章宗時期，董解元（約1160~1220年）的《弦索西廂》（稱《西廂記掐彈詞》）、《西廂記諸宮調(diào)》問世了。這就是后來稱之為“北曲之祖”的“董西廂”。“董西廂”是在《鶯鶯傳》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出來的一種第三人敘事的說唱文學。無論是思想性或藝術(shù)性，都遠遠超過前人，對《鶯鶯傳》中的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形象都做出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沖突的性質(zhì)衍變成了爭取戀愛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長之間的斗爭；張生成了多情才子，鶯鶯富有反抗性；故事以鶯鶯偕張生私奔作結(jié)，使舊故事開了新生面。“董西廂”在藝術(shù)上尚嫌粗糙，對愛情的描寫也尚欠純至，還不能滿足人們的審美要求。到了元代，隨著都市經(jīng)濟的繁榮，戲劇更加發(fā)達起來。大戲劇家王實甫
在“董西廂”的基礎(chǔ)上把崔張故事改為雜劇。這就是被譽為“中國古典文藝中的雙璧”之一的《西廂記》，亦稱“王西廂”。
《西廂記》約完成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年~1307年）間，其生命力不僅在于它對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滿和反抗，而且從正面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的美好愿望。作為我國古典戲劇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規(guī)模之宏偉、結(jié)構(gòu)之嚴密、情節(jié)之曲折、點綴之富有情趣、刻畫人物之生動細膩等，可以說是前無古人，超過了元代的其他劇作家，稱得上是“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王實甫《西廂記》雜劇流傳廣泛，刻本最多。僅明代刊本就有60余種，有徐文長、徐士范、王伯良、凌蒙初、閔遇五、金圣嘆、毛西河諸家為它校注過，又有李日華，陸天池的“南西廂記”，以及其他文人歌頌西廂故事的作品。明清時期還出現(xiàn)過很多《西廂記》的“翻”“續(xù)”之作的，但其社會意義不大，藝術(shù)成就不高。新中國成立后，《西廂記》的研究更是呈現(xiàn)蓬勃的新氣象，新的校注本和各種研究論著不斷涌現(xiàn)，并出現(xiàn)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研究專家。在我國古典文學研究領(lǐng)域之中，《西廂記》已成為獨立的一門學問。
《西廂記》不僅是中國文學寶庫中一顆璀璨奪目的明珠，
也是世界文藝中的瑰寶，在中國世界文學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它的問世，比世界戲劇大師莎士比亞的不朽名著《羅密歐與朱麗葉》早三個世紀。因此，即使把《西廂記》置于世界文學發(fā)展史來考察，它的出現(xiàn)也完全稱得上是一個“奇跡”。18世紀末，《西廂記》和《水滸》、《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偉大作品一起，被提到和封建正統(tǒng)文學尖銳對立的地位上而得到新的評價。新中國成立后，它不僅在國內(nèi)廣泛流傳，在現(xiàn)代各主要劇種中，幾乎都有有關(guān)《西廂記》的劇目，而且在國外出版和上演，贏得了國際友人的熱烈歡迎和贊譽。
一千多年來，〈西廂記〉所選用崔鶯鶯與張生戀愛的故事題材，曾以小說、詩歌、說唱、戲劇等多種文學形式在各個歷史時期一再出現(xiàn)，幾乎是不間斷地流傳著，直到今天依然為人們所熟知，影響到今天各種地方戲曲、小說、說唱等，甚至影響到外國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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