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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宋【作者】：辛棄疾——《水調歌頭》【內容】

壬子三山被召，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一杯酒，問何似，身后名？人間萬事，毫發常重泰山輕。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鑒賞】:在我國古典詩詞中，送答之作可以說是多得不可勝數，然而真正能千古流傳的佳作，卻并不多。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就是一首感時撫事的答別之作。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初，辛棄疾出任福建提點刑獄。這年底（1193年2月），他由三山（今福建福州）奉召赴臨安，當時正免官家居的陳峴（字端仁）為他設宴餞行，遂慨然而作此詞。此詞上片分兩層，前兩韻是第一層，直接抒寫詩人的“長恨”和“有恨無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句開篇，乍看似覺突兀；其實稍加思索，就會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戰亂不息，被占區人民處在金人統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卻非但不圖恢復，還對主張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壓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擊。這對于一個志在恢復的愛國者來說，怎么能不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呢？如此“長恨”，在“飲餞席上”豈能盡言？所以詞人只能用高度濃縮的語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樂府《平調曲》名，多用作飲宴席上的歌辭。詞人信手拈來，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點明了題面。“長恨”而“短歌”，不僅造成形式上的對應美，更主要的是顯示出那種恨不得盡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一句，合用了兩個典故。據《史記。留侯世家》載，漢高祖劉邦“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由于留侯張良設謀維護太子，此事只好作罷，戚夫人因向劉邦哭泣，劉邦對她說：“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中表達了劉邦事不從心、無可奈何的心情。又《論語。微子篇》載，楚國隱士接輿曾唱歌當面諷刺孔子迷于從政，疲于奔走，《論語》因稱接輿為“楚狂”。辛棄疾在這里運用這兩個典故，目的是為了抒發他雖有滿腔“長恨”而又無人理解的悲憤，一個“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趨炎附勢、屈從權貴的耿介之情。從遣詞造句看，這一韻還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詰語氣出之，大大增強了詞句的感人力量；而“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反復詠言，又造成一種一唱三嘆，回腸蕩氣的藝術效果。詞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緊接著就以舒緩的語氣寫道：“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一韻三句，均用屈原《離騷》詩句。前兩句徑用屈原原句，只是“蘭”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則從原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來。蘭、蕙都是香草，“滋蘭”、“樹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養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節。而“飲露”、“餐英”，則是以飲食的芳潔比喻品節的純潔和高尚。作者在這里引用屈原詩句，并用“滋蘭”、“樹蕙”之詞，顯然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志節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謗、賢而見逐的情況下，仍然堅定地持其“內美”和“修能”，執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詞人在遭朝中奸臣讒言排擠，被削職鄉居的情況下，依然不變報國之志，表明自己決不肯隨波逐流與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一句，仍承前韻詞意，從另一個角度表明自己的志節和操守。這里又用一典。《楚辭·漁父》中說，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漁父問他為什么到了這種地步，屈原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勸他“與世推移”，不要“深思高舉”，自討其苦。屈原說：“寧赴湘流，葬于江魚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漁父聽后，一邊搖船而去，一邊唱道：“滄浪之水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勸屈原要善于審時度勢，采取從時隨俗的處世態度。詞人化用此典，意在進一步表明自己的志節情操。下片頭三句一杯酒，問何似，身后名？“遙應篇首，意在抒發自己理想無從實現的感慨，情緒又轉入激昂。據《世說新語·任誕》載，西晉張翰（字季鷹），為人”縱任不拘“，有人問他：”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后名耶？“他說：”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詞人用張翰的典故，乃是牢騷之氣。他的抗金復國理想難以實現，志業難遂，還要那“身后”的虛名干什么！詞人為什么會發此牢騷呢？辛棄疾接著寫：“人間萬事，毫發常重泰輕。”這一韻是全詞的關鍵所在，道出“長恨復長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南宋統治集團輕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顧，而一味地茍且偷安。這是詞人對南宋小朝廷腐敗政局的嚴厲批判和憤怒呼喊。最后兩韻是下片第二層，通過寫惜別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詞人的情緒這時又漸漸平靜下來。前三句寫惜別，用屈原《九歌》點明恨別樂交乃古往今來人之常情，表明詞人和餞行者陳端仁的情誼深厚，彼此都不忍離別之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一句，又引用兩個典故。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云：“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陶淵明生于東晉末葉，社會動亂，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質性自然”（《歸去來兮辭序》），“不慕榮利”（《五柳先生傳》），因有是辭。這里詞人引用陶詩，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臨安并不是追求個人榮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跡。“歸與白鷗盟”，是作者從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跡。據《列子·黃帝篇》載，相傳海上有位喜好鷗鳥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與鷗鳥相游處，后遂以與鷗鳥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沒云水間的隱居生活。在這里，詞人說歸來與鷗鳥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寧可退歸林下，也不屑與投降派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陳端仁之意。與一般的離別之詞不同，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雖是答別之詞，卻無常人的哀怨之氣。通觀此篇，它答別而不怨別，溢滿全詞的是他感時撫事的悲恨和憂憤，而一無凄楚或哀怨。詞中的聲情，時而激越，時而平靜，時而急促，時而沉穩，形成一種豪放中見沉郁的藝術情致。此外，詞中還成功地運用比興手法，不僅豐富了詞的含蘊，而且對抒發詞人的志節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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