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化的源頭活水并非由于它"人更三圣，世歷三古",而是因為作為一部凝結著原始思維的占卜之書，它仿佛一座橋梁，一頭連接著巫文化的彼岸，一頭伸入人文文化的核心，將二者結合起來，對中國文化特色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要真正評價分析它在文化史上的地地位，首要的前提就是將它置于原始文化的背景之中，達成對其最初含義的準確的把握。
近代人類學的成就之一就是認識到，"巫術與宗教不僅是教義或哲學，不僅是思想方面的一塊知識，乃是一種特殊行為狀態，一種以理性、情感、意志為基礎的實用態度。它既是行為狀態，又是信仰系統；既是社會現象，又是個人經驗。"（馬林諾夫斯基：《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民間文藝出版社版，第9頁）馬林諾夫斯基深刻地洞悉了巫文化對于早期人類生存斗爭的意義與必然性。以圖騰制和祖先崇拜為主要內容的原始宗教無不是主體的愿望需要與原始思維相結合的產物。商人以玄鳥為始祖而加以崇拜，就是因為不了解生育乃婚媾所致，而以為是某種動植物精靈進入婦女體內才繁衍出子孫。顯然，這種鳥圖騰還反映了商人對部落興盛的渴望與乞求。
要建立一個原始文化的參照系來分析《易經》這個具體的巫文化孑遺，就必須承認并確立原始思維作為這一結構的基石。人類學開山泰勒在其劃時代的《原始文化》中幾乎用二分之一篇幅論述的萬物有靈論，就是由原始思維所提供的用以解釋身體和精神之間的相互作用和人與外部世界之間的相互關系的一種理論。萬物有靈的觀念在早期生民中對意識和行為的支配性是壓倒一切的，并從而構成原始思維最主要的特征。另一方面，法國人類學家列維一布留爾提出的他所謂"互滲律"的著名概念，也為學術界普遍接受。它是指原始人的一種信仰。這種信仰認為在兩件事物和兩種現象之間存在著某種同一，或彼此間存在某種直接影響；盡管實際上二者間并無空間上的聯系和明顯的因果關系。還應予補充指出的一點就是，由于初民個體尚未能從其所屬的群體中分離出來，萬物有靈論和互滲律中所含的特定內容等乃是作為一種集體精神（布留爾謂之集體表象）而為個體所得有。所以，彼時彼地的屬于某一群體的諸種宗教觀念和意識，"在該集體中是世代相傳；它們在集體中的每個成員身上留下深刻烙印，同時根據不同情況，引起該集體每個成員對有關客體產生尊敬、恐懼、崇拜等等感情。......它先于個體，并久于個體而存在"。（列維－布留爾：《原始思維》，商務印書館版，第5頁）引入人類學的這些成果，才能將《易經》這類古老文化遺存賦予鮮活的生命，即與特定群體的生存活動聯系起來從而在那些看似毫無邏輯、晦澀費解的事件表述之中建立起內在的整體的聯系；這種聯系原本存在于原始人的心理體驗之中，雖很難從字里行間看出來。
黑格爾曾嘲笑過認宗教為教士虛構的可笑說法。現代人類學更認為對于原始人類來說，巫術是件十分嚴肅的事。巫術本身并不與科學對立，它與科學一樣是一個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嚴謹思維體系，只不過它是建立在原始思維的感知和想象的基礎上。占卜，早在新石器代末期的龍山文化中就已出現。陳夢家先生在《殷墟卜辭綜述》里將商代流行的宗教意識概括為天帝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三項主要內容。"殷人重神，率民以事神"，《禮記·表記》所言不虛。一方面國王被視為群巫之長，上帝鬼神與人之間的最高代理人；另一方面，由于原始宗教尚未建立明確嚴整的形式，"民神雜糅，家為巫史"，凡事問神，無所不占。《易經》作為一部在大量占卜記錄基礎上編纂而成的占卜之書，用八八六十四卦的占筮體例將許多蒙昧時期生民的各類占卜資料規范成冊，為我們今天沿波探源尋找中國文化之根提供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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