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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加強環境監管，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有效破解資源環境約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要求“實行嚴格的環保準入，依法開展環境影響評價”。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加強環境影響評價工作的總要求，我們要深入學習領會，認真貫徹落實。
一、依法開展環境影響評價的重大意義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為加強環境保護提供了強大動力。同時，加強環境保護又為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了有力保障。環境影響評價作為一項重要的環境管理制度，對區域和行業發展規劃以及各類建設項目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分析、預測和評估，提出預防或者減輕不良環境影響的對策和措施。嚴格依法環評既是從決策源頭防治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內在要求，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然選擇。
依法環評是強化污染減排與治理的“控制閘”。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強化污染減排與治理是應對日趨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的關鍵舉措。“十二五”期間，國家要求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8%—10%。環境影響評價作為市場準入的重要“門檻”，通過嚴格環境準入標準，把主要污染物總量控制指標落實到重點區域和行業的發展規劃中，統籌區域發展與環境保護，統籌行業發展與污染控制，保證污染物排放量控制在最小范圍內;把減排任務落實到具體的建設項目中，以改擴建項目環評為抓手，推動淘汰落后產能，促進企業持續創新、應用先進科技，實現“增產不增污”、“增產減污”。
依法環評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國土空間優化開發的“調節器”。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依法環評，就是要以環境友好為導向，通過調整產業結構、提升經濟發展質量，促使資源要素跨行業、跨區域合理配置，統籌解決不同地區和行業的環境問題;通過優化重大生產力布局、推動國土空間優化開發，有效防范布局性環境風險和結構性環境隱患，推動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并重、同步。
依法環評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殺手锏”。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環境保護是惠及當代、造福子孫的重大民生問題，環評工作直接關系到公眾的環境權益與社會和諧穩定。依法環評，就是要通過建立起政府、專家、社會團體、項目建設單位與普通公眾的溝通渠道，表達民意、傾聽民聲，堅決叫停嚴重損害群眾健康的建設項目，對污染物超標排放的企業集團和有關地方實行“區域限批”或“行業限批”，從源頭預防環境污染，遏制落后產能和污染跨區域轉移、向鄉村蔓延。
二、環境影響評價的重要進展和發展方向
“十一五”期間，我們通過創新管理模式、拓展工作領域、強化服務意識，使環境影響評價在推動經濟社會環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是從宏觀戰略層面預防環境問題，成為環境保護參與綜合決策的主渠道。全面推進規劃環評，促進了重點區域的合理布局和重點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努力探索戰略環評，完成了環渤海沿海地區、海峽西岸經濟區、北部灣經濟區沿海、成渝經濟區和黃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區等五大區域重點產業發展戰略環評試點，探索了破解區域資源環境約束的有效途徑。
二是主動服務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有力抓手。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嚴峻形勢下，做好有利于擴大內需、符合環保準入條件的民生工程、基礎設施、生態環境建設和災后重建等項目的環評審批工作，有效促進了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同時，給822個“兩高一資”(高能耗、高污染和資源性)、低水平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剩項目設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環評“防火墻”，涉及投資3.18萬億元，為國家宏觀調控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三是嚴格環境準入標準，成為污染減排和生態保護的重要保障。提高新建項目的準入門檻，推動結構減排，促進工程減排，落實管理減排，努力控制污染物“增量”。通過“上大壓小”、“以新帶老”治理老污染，推動區域綜合治理，大力削減污染物“存量”。國家環保驗收的1473個建設項目累計削減化學需氧量13.22萬噸/年，二氧化硫125.49萬噸/年。嚴格執行生態功能區保護的法律法規，優化項目布局和選址選線。
四是積極推進政務公開和公眾參與，成為維護群眾環境權益的重要途徑。率先制訂實施《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明確公眾參與作為環評審批的必要條件，采取座談會、聽證會等方式廣泛征詢公眾意見，把群眾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作為環評審批的重要參考依據。自覺接受社會和輿論監督，構建維護群眾合法環境權益的暢通渠道。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治污減排、改善環境、防范環境風險和應對全球環境問題的壓力不斷加大，環境影響評價既要破解日趨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又要防范易發多發的環境污染事故，任務更加艱巨，責任更加重大。我們必須適應新形勢、新目標和新要求，在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過程中，實現理念、機制和管理上的重要轉變，不斷提高環境影響評價的有效性。
創新理念，努力實現“一個轉變”。環境問題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國家的長治久安。這就要求環境影響評價不能局限于單純考慮環境因素的影響和可能出現的環境問題，必須統籌考慮其他相關因素的影響，給出綜合性的評價結論，從過于單純注重環境問題向綜合關注環境、健康、安全和社會影響轉變，逐步探索綜合性環境影響評價體系，促進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協調發展。
提高認識，正確處理“四個關系”。正確處理好把關和服務的關系，既要主動服務，又要嚴把準入關，保證節能減排的目標順利完成;正確處理好當前和長遠的關系，既要立足當前，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又要著眼長遠，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增強發展后勁;正確處理好效率和質量的關系，既要提高環評審批效率，加快環境影響小、經濟社會效益好的項目盡快實施，又要保證審批質量，確保通過的項目經得起檢驗;正確處理好宏觀和微觀的關系，既要加強宏觀指導，推動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又要做好微觀建設項目審批，尊重各地實際情況，做到因地制宜、區別對待。
嚴格管理，切實履行“七項承諾”。全面兌現“便民高效、公開透明、接受監督、廉潔自律、公平公正、嚴格審批和強化驗收”的“七項承諾”，嚴格實行環評“一次性”告知、“一站式”服務、“一條龍”審批的標準化管理，做到辦事程序、準入條件、審批結果“三公開”，讓權力運行公開透明。事先公告受理信息、事示審查進展、事后公布審批結果，自覺接受監督，嚴格廉潔自律。在資質管理中對所有環評單位一視同仁，務求公平公正。防止片面追求審批速度、盲目層層下放審批權限，杜絕放松把關要求，嚴格審批原則，寧可現在做“惡人”，也絕不做歷史罪人。大力扭轉環保驗收監管薄弱局面，嚴懲違法行為，強化環保驗收。
三、努力開創環境影響評價工作新局面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我們必須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以提高生態文明水平為要求，依法、科學、廉潔、高效地開展環評工作。
堅持改革創新，完善環評體制機制。進一步理順管理體制，明確各方責任，提高違法成本，增強環評制度效力。建立健全環保設計備案、環境監理制度，強化施工期監管。加快制(修)訂規范性文件，細化規劃環評程序和要求，完善分類管理、分級審批，規范過程管理，增強各項要求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堅持環境優先，推進戰略和規劃環評。緊緊圍繞“十二五”期間國家區域發展戰略，著重抓好基礎性與戰略性產業的主要分布區、節能減排和環境質量改善的重點區、具有全局性的生態功能區等重點區域和資源消耗量大、對生態環境影響較大的石化、電力、鋼鐵、建材、煤化工等重點行業的戰略環評，推動形成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相適應的國土空間優化開發格局。著重抓好資源環境與城市發展矛盾突出的環保重點城市的規劃環評;黃河、長江干流、西南諸河等水電基地的規劃環評;七大流域及國際河流的綜合規劃環評;資源類、化工類等高環境風險的產業園區規劃環評;資源富集、開發強度較大、環境容量較小、生態環境脆弱的資源開發區域的規劃環評。集中力量解決布局性、結構性的關鍵環境問題。
堅持優化發展，提高環境準入門檻。根據我國西部、東北、中部和東部不同發展階段和區域資源環境稟賦，出臺相應環評政策，引導污染小、效益好的優勢產業發展，落實不同主體功能區經濟社會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要求。完善規劃環評和項目環評聯動機制，對鋼鐵、石化、電力等“兩高一資”行業做到規劃環評先行，引導重大項目科學合理布局。不斷提高準入門檻，推動先進工藝技術應用，降低能耗物耗和不良生態環境影響。深化新建項目審批與污染減排相銜接的管理模式，保障主要污染物減排任務和措施落實。
堅持全程監管，嚴格環保驗收要求。完善環保驗收管理與環評審批的聯動機制，對違反環境保護“三同時”(我國《環境保護法》規定，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和竣工驗收規定的單位，暫停其新增排污總量或產生不良生態環境影響項目的環評審批。規范和推行環境監理制度，加強施工期環境監管。構建較完備的“三同時”監管體系。著重做好可能損害群眾健康或易產生污染的重點領域環保驗收。
堅持從嚴管理，強化隊伍和科技支撐。加強管理隊伍建設，規范技術人員管理，建設更加高效有力的環評、管理隊伍。加強廉潔自律，完善環評權力運行監控機制，推進環評領域反腐倡廉制度建設。健全環評技術規范體系，加快環評基礎數據庫和信息系統建設，開展前瞻性理論和技術方法研究。建成四級環保部門聯網的審批信息系統和政務公開網上平臺，逐步完成項目環評、驗收審批和資質申請的網上受理，實行更加公開透明的管理流程。
判斷公益性，標準應是商業收益是否用于慈善事業，即“禁止利潤分配原則”
近日，一尊24米的巨型雕像，將操辦者河南宋慶齡基金會再次推向輿論的風口浪尖。高達4億元的投資、做成600人會議廳的基座、電影院等配套建筑，濃濃的商業味讓人難以與一個致力于慈善的組織聯系起來。
面對公眾質疑和記者追問，河南宋基會三緘其口;河南相關部門組成調查組，對該基金會調查兩月有余，真相卻還未破繭。
這種現象值得一議。
實際上，慈善與商業并非水火不容。慈善組織從事商業活動，一定程度上可以助其免除生存擔憂，對其專注公益、保持決策獨立性，避免權力和資本干涉，具有重要意義，是慈善可持續發展的一種手段。不少國家的慈善基金會也有從事商業活動的。我國的《基金會管理條例》也規定：“基金會應當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則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
然而，慈善與商業的交叉，卻可能讓一些自律不嚴、心懷私利者假慈善之名行商業之實。今年以來慈善界的種種波瀾也提示：慈善與商業的邊界，更需要劃清。
慈善組織從事商業活動，如何杜絕市場交易中慈善組織的利益私人化，是第一個邊界。避免逾矩跨界，公開透明是法寶。對有的慈善機構而言，雖然募捐能力很強，公益支出榜上卻名落孫山，且商業利益去向不清。面對質疑，又始終藏著掖著慈善賬本，難免引來更多揣測。
慈善組織以公益之名參與市場競爭，往往會因其特殊法律地位獲得競爭優勢。如何避免慈善商業活動變質為不正當競爭，這是第二個邊界。一些公募基金會借公益之名報批拿地，卻從事商業開發;或者進行關聯交易，將慈善利益轉化為私人利益。這就給公眾留下許多想象空間。
第三個邊界，就是如何避免慈善組織涉足高風險投資領域。善款畢竟不是風險基金，需嚴格進行風險控制，對于安全性的考量應超過效率和效益。否則，一旦投資失敗，埋單的貌似基金會，實為社會公眾。
對于慈善組織，公眾判斷其是否具有公益性，標準應是商業收益是否用于慈善事業，即是否遵從公益界著名的“禁止利潤分配原則”。厘清慈善與商業的邊界，堅守商業收入繼續用于慈善事業的原則，對于我國慈善事業保持活力和長遠發展十分重要。正如新任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所言，“要賺錢的，你就遠離紅十字會。”
做慈善，搞公益，即使方向正確，方式方法不正確也不可取。因為，傳播善念、啟迪心靈、升華價值，可能是更為重要、也更為長遠的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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