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立足于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繼承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革命前輩的思想成果，對形式邏輯和唯物辯證法提出了獨特的見解，進行了創造性的闡述。
一、毛澤東的形式邏輯思想
1、形式邏輯的研究對象和性質。
2、形式邏輯與辯證邏輯、形而上學方法的關系。
3、形式邏輯的應用。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力推形式邏輯文集的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1957年，他邀見周谷城、金岳霖和王方名，談論了辯證邏輯和形式邏輯的著譯等有關問題。1958年，他收到周谷城的信，得知其新的邏輯著作出版，很高興，回信說：“大著出版，可資快讀。”在毛澤東授意下中央政治研究室編輯出版《邏輯叢書》時，打算收入章士釗舊作《邏輯指要》。毛澤東征求作者意見時，章士釗曾因此書“印于重慶，與叛黨有關”而有所顧慮。毛澤東笑曰：“此學問之事，庸何傷!”后來毛澤東看完《邏輯指要》，又對章士釗說：“吾意此足為今日參考資料，宜于印行。”在《邏輯指要》校改完畢后，毛澤東于1959年6月7日給章士釗的回信中說：“既有頗多刪補，宜為幾句說明。即借先生之著，為之籌策。”隨之把其代擬的序言寫出。毛澤東作出“宜于印行”的決策，有助于解決當時邏輯資料奇缺的問題。
二、毛澤東的唯物辯證法思想
毛澤東將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對立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聯系起來。他說：“在人類的認識史上，從來就有關于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辯證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兩種宇宙觀的根本區別在于是否承認“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發展”。毛澤東從唯物辯證法的總體著眼，將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對立同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對立聯系起來，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大發展。
毛澤東系統論述了內外因相互作用規律。他認為內因是事物的內部矛盾及其諸方面關系，內部矛盾是事物自己運動的源泉；外因是一事物與周圍其他事物的相互關系，推動事物發展變化，進而把發展觀理解為內部聯系和外部聯系。毛澤東指出“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為一系列曲折的斗爭。斗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于滅亡的東西”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的實質性概括。
毛澤東從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相互聯系上發掘出矛盾“精髓”思想，對矛盾特殊性作了獨到深入的研究。列寧認為：“個別一定與一般相聯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個別事物。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寧并未把個別和一般的范疇同矛盾范疇聯系起來，毛澤東全面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同整個矛盾體系的緊密聯系，進而提出矛盾“精髓”思想，并強調“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他指出：“對于物質的每一種運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為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就是說，注意它和其它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只有注意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區別事物。”
毛澤東提出復雜過程中的部分質變思想以及發展具有階段性問題，使量變質變規律變得更加完善。他認為，所謂部分質變，就是指“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為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還沒有消滅，即是說在事物的質的規定性未變之前，在總的量變過程中所發生的部分的、局部的性質上的某些變化。1959年毛澤東在讀蘇聯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明確提出：“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質變是飛躍，在這個時候，舊的量變中斷了，讓位于新的量變。在新的量變中，又有新的部分質變。”部分質變思想是毛澤東對量變質變規律認識深化的結晶，揭示了事物發展階段性的內在根據，并聯系中國革命的實踐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對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問題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思想。
毛澤東明確提出了肯定否定規律，在事物“螺旋式”發展過程中演繹出波浪式發展規律。他根據恩格斯和列寧的思想，結合中國社會、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狀況，提出任何事物都在矛盾運動的平衡與不平衡的交替變化中向前發展，且“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波浪式規律是毛澤東所發展的唯物辯證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總之，毛澤東的形式邏輯思想，對于充分發揮邏輯學的實際效用有重要的意義。毛澤東對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創新，對于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入推進改革開放。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毛澤東的形式邏輯與唯物辯證法思想是為黨的思想、政治路線服務的方法論科學，為建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理論提供了一個科學的起始概念，使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體系獲得了堅實的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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