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周
一個不寫詩的德國闊人——起碼精神上很闊——故作驚人之語：“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嗡的一聲，許多不寫詩的中國窄人也跟著對寫詩嗤之以鼻。先是說，在街上隨便扔一塊石頭，未必砸碎玻璃，但一定能砸在一個詩人頭上。最近的時髦是，“詩人”已被用于罵人。德國闊人的名言，如果不用全稱判斷，而是限定為“奧斯維辛之后，德國人寫柔媚的抒情詩是野蠻的”，那么盡管不再聳人聽聞，但依然不失其震撼力——它喚醒每個有良知的德國人對奧斯維辛的恥辱感和罪惡感。然而奧斯維辛之后，即便德國詩人也不必全體擱筆，不寫詩也不懂詩的無聊文人，有什么資格鸚鵡學舌地對中國詩人說三道四？我認為，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文學，成就最大的既非小說，也不是散文，而是詩。倒是不妨說，文革以后，中國人不讀詩是野蠻的。只是由于我只能見到冰山浮出的一小部分，無法描述其全貌和至高成就，眾所周知，我像許多讀者一樣被剝奪了知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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