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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逃票、群租等城市管理中的“老大難”問題，往往關系到公共資源與個人利益的沖突，“一刀切”的整治方式往往容易激發矛盾。實踐證明，城市公共事務的管理，除了建立起各項現代制度與科學決策機制，還要以城市理性推動城市進步，讓管理行為與城市精神、價值取向相向而行，才能達到潛移默化的治理效果。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4個月，上海軌道交通的逃票人數下降50%。這跟上海提高逃票處罰力度和率先實施誠信記錄系統密切相關。過去，處理逃票者的手段不多，除了教育，只能象征性地罰一點款，根本管不過來。

有一種建議，是把逃票者的照片張貼出來“示眾”以儆效尤，有些地方已經這么做了，據說效果還不錯。不過，經過公開和廣泛的討論后，上海沒采取這種辦法，而是采用了上述方案。引入一個第三方加入治理結構，突破了“警察抓小偷”式的直接對立關系，從剛性的行政處罰過渡到柔性的機制約束。市民開始自發關注誠信檔案的問題，在議論中樹立起了正確的觀念。這種方式，沒有直接處罰他們，不冒犯逃票者的個人尊嚴，用看不見的行為機制約束了“私德”失范，順應城市價值取向，容易取得市民支持與理解。

與逃票相似，群租問題也一直是社會治理難點。上海8年前就討論過，通過地方立法來管好群租。然而，當時市民各有看法，重視程度不一致。大多數市民抱有“只要不發生在我住的樓道里就無所謂”的態度，房東和房客只想維護自身利益，物業部門也有不想管、不愿管、不敢管的心態。因此，用了各種行政管理手段，但效果總是不如人意。直到群租現象越來越頻繁地引發鄰里矛盾和安全事故后，市民才逐漸認識到，群租已不是一個局部問題，而可能跟每個人都相關。在這個民意基礎上，上海適時推出《居住房屋租賃管理辦法》，嚴格認定了群租標準和相關各方的安全責任，再針對群租多發地區進行查處和整頓，使群租市場迅速降溫。看起來互相矛盾的各方，找到最大共同利益所在，才能達成共識，形成合力。

【專家解析】

城市理性，倡導開明睿智，表面上看降低了效率，但這是形成共識和追求最大公約數必須付出的成本。身處利益訴求多元化時代，依靠單方面權威推進社會管理，效果在減弱，隱患也很多。要協調好各方利益，順應人們的合法權益和真實需求，更加注重以價值規范和精神引導來推動城市理性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