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聚焦：在《廣州市拾遺物品管理規定》(下稱《規定》)征求公眾意見3年多后，14屆184次市政府常務會議昨日審議通過了該《規定》。新快報記者了解到，審議通過的《規定》保留了此前備受爭議的“拾金不昧獎10%”相關條款，《規定》明確，處理無人認領的物品后，公安部門按拾獲財物價值10%的金額對拾得人給予 獎勵。
熱點話題：拾金不昧或可獲獎勵10%，你怎么看?
正方：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完全靠道德輿論的力量維持拾金不昧的善行并不太現實，有償失物招領也不失為一種次優選擇。
首先，有償拾遺可不可以有，本不該成為問題。從成本上說，拾遺并不是沒有成本。比如，打電話聯系失主，保存失物，將拾得物品交送到派出所，這都在消耗著時間和物質成本。而且，在人員流動越來越快，公眾的時間越來越“貴”的今天，拾遺的成本付出也在跟著水漲船高。在這種情況下，在法律層面給予拾遺者一定的補償，保證他們助人為樂的熱情，有何不可?
其次，制定獎勵標準，也能有效避免紛爭。近年來，拾遺者索要報酬，反引發紛爭的案例不斷增加。譬如，今年2月，西安的李先生在面館就餐時，不慎將一個裝有百萬元工程合同及身份證、私章等物品的黑色提包丟失。而撿到包的人，“希望能得到3000元報酬”，最終談判破裂雙方不得不對簿公堂。撿到包裹送還失主，本是助人為樂的義舉。索要一定的報酬也未嘗不可。為何這出喜劇演成了悲劇?就是因為沒有相應的獎勵標準。無法可據雙方自然會各說各話。因此，制定獎勵標準，也是一份矛盾的調和劑。
再者，獎勵拾遺者也是國際慣例。比如，日本規定，拾遺者的報酬數額，不應少于遺失物價值的百分之五。而法國的獎勵更具體，“對海上的遺失物，沿海的遺失物，陸地上的遺失物,分別給予拾得人不同比例的補償。”而且，拾遺補償也確實激發了公眾的熱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國外的這些經驗做法，顯然該對我們激發拾得人熱情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當然，有償拾遺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瑕不掩瑜，我們不能因此否定有償拾遺，更不能隨便給它貼上道德淪陷的標簽!
反方：當拾金不昧需要有償的時候，它就標志著道德正在淪陷，且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
當拾金不昧、見義勇為這樣的善行要依靠政策鼓勵來扶持的時候，人民的道德約束行為已經淪落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用金錢買道德是一錯再錯，拾金不昧可獲獎勵問題也不少。
一者，看似扶道德，實則是推道德;二者，獎勵由誰承擔要合計好;三者，拾物皆獎，不可操作。拾物有獎，很容易理解為“有償失物招領”。可拾金不昧是幾千年的道德風尚，我們弄丟了已經對不起祖宗了，這都是金錢惹的禍，如今再來個“有償失物招領”，用金錢來買“道德”，是一錯再錯，是道德的進一步倒退和滑坡，不可為。
既然是為了挽救道德，防止道德繼續滑坡，這個責任是大家的，換言之，是政府和社會的，不是個體的，不能說甲丟失了物品，反倒要甲出錢獎勵拾金不昧的“好人”，拾金不昧的人也不能自個兒要求丟失物品的人付“獎勵”，否則，就不是獎勵，而是索取報酬了，拾金不昧變成了“拾金取酬”，還叫什么好人好事，還算什么道德?
獎勵拾金不昧，并非金錢不可，而是根據拾金不昧者的自愿，對一些不要物質獎勵的拾金不昧者，可以從精神上給予重獎，以弘揚可貴的道德品質。對于愿意接受物質獎勵的，不能籠統地說按“失物價值10%”獎勵，因為有的失物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比如文件、證件、信件以及嬰孩兒等生命，如何用貨幣衡量?該獎勵拾金不昧者多少?因此，“拾物有獎”，有很多不可預見的事，不具備可操作性，弄不好可能產生矛盾。退一步說，即使要對拾金不昧者進行獎勵，而且獲得了全社會多數人的支持，這個比例也是有問題的，而“拾物有獎”由失主承擔“獎勵”，實則是“有償拾物”，道德已經變味，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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