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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正式印發，其中明確提出要塑造城市特色風貌，鼓勵開展城市設計工作，有序實施城市修補和有機更新，恢復老城區功能和活力，延續歷史文脈等要求。

伴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們的生活環境更加舒適便利，但與此同時，盲目的大拆大建，也造成了地方特色的日漸消逝。老城區，既成了無數人懷念的對象，也成了不少人心目中臟亂差的代名詞。作為歷史的見證者和文化的承載者，如何激活它們的活力?老城區不該被遺忘，一些地方的實踐也證明，老城區可以煥發年輕態。

老城區中，處境最為尷尬的是保護規劃確定為“保留”的部分

“這里就是舊時襄陽最繁華的地方，曾經是‘南船北馬’的‘南船’起點，商貿中轉集散地，叫做九街十八巷。”2月24日下午，在湖北省襄陽市樊城區九街十八巷舊城改造項目的售樓處，陳老巷社區居委會書記李世江指著墻上一幅手繪上世紀30年代舊城圖畫說，千百年來這些街巷濃縮著古城老城區不該被遺忘的會館文化、碼頭文化和商埠文化。

“30年前，樊城人每逢過年都要到這里來扯布做衣服，一條條彎彎窄窄的小巷子盤根錯節，店鋪開滿兩旁。”62歲的劉元自稱是九街十八巷的“原住民”，“我從小在那些老建筑里長大，眼看著這片地方繁榮起來，又一點點兒沒落下去，變成臟亂差的‘三無小區’。”

這片承載著襄陽人記憶的街區，如今已經難以辨認當年的模樣。大部分街巷已被拆除，按照規劃，一座大型城市文化綜合體很快將占據此地。新的建筑群包括長約500米的歷史文化街區、寫字樓和高檔住宅小區。

九街十八巷項目負責人張虹云稱，老建筑的保護是開發的難點，也是重點之一。項目規劃時按照襄陽市委的要求，聘請文物專家參與設計，投資3億元建造歷史風貌區，體現明清時代鄂西北建筑風格，同時將馬忠記花行、宋家魚鋪等百年歷史的特色建筑進行異地重建，作為歷史博物館。據介紹，僅僅是老建筑的物料收集保存和重建規劃就花了近3000萬元，還不包括重建和占地的成本。

對于老城區、老建筑的命運，中科院院士、同濟大學教授常青這樣概括：未納入文物保護的部分建筑，去留主要看政策和市場;納入文物保護的部分基本上可以確保“完存”;由地方法規保護的部分在保護和開發之間進退維谷;而處境最為尷尬的是保護規劃確定為“保留”的部分，更被視若“雞肋”或土地開發的障礙，保護的結果往往事與愿違。

規劃大多是靜態、封閉的，而發展是動態、開放的

在襄陽市正在進行的老城改造中，有一件事引人注意——作為九街十八巷的一部分、目前襄陽保存最好的一條明清老街，陳老巷這次卻沒有被納入改造范圍。

陳老巷的居民盼著改造，期待更加舒適便利的環境，但又不舍得老房子。“陳老巷有18處市級和省級文物部門認定的歷史建筑，如果要改造，只能改造成一條歷史文化街區，原汁原味保留‘老味兒’。”李世江說，他曾多次向市政府提議改造陳老巷，但至今尚無定論。

“市里的意見是一致的，就是要修舊如舊，增加現代化的生活設施，但是一些古建筑修繕的要求和成本太高，居民安置也是個難題，所以遲遲沒定方案，也沒能列入此次九街十八巷項目。”李世江介紹，沿街老房子加上周邊陸續搭建的紅磚房，陳老巷社區共居住著600多戶人家，一旦大規模改造或者拆遷，成本高得驚人。襄陽市政府曾經引進開發商對陳老巷進行改造，但后來不了了之。

包括陳老巷在內的九街十八巷的命運，折射出在老城區改造過程中，歷史建筑保護和開發利用之間的矛盾。放眼全國，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曾經或正在面臨這一問題。

在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市發展與歷史保護研究所所長華芳看來，除了這些老問題，一些新的問題也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而顯露出來。

城市規劃關乎城市長遠的空間布局。有專家認為，科學的規劃與設計，是留住城市特色的關鍵。華芳表示，規劃大多是靜態、封閉的，而發展是動態、開放的。“比如，隨著文化遺產保護要求的提升與變化，一些程序合法的、之前已經經過審批的、同步推進、正在建設中的項目就會與新要求不一致。這個問題主要體現在高規格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比如杭州的中國大運河項目，之前許多沿河項目已經經過審批，但后來大運河申請了世界文化遺產，要求就有了變化，但項目本身是程序合法的。為此，只能由杭州政府出面協調。”

激活老城區活力，應從多個維度進行考量。華芳認為，“從時間維度看，應該跨越更多的時間段系統研究老城歷史脈絡，對不同文化特色的空間區域進行界定和梳理，這才能形成特色文化氛圍。從空間維度看，現在很多地方都是新包舊的格局，應該把老城區和城市當做一個整體，系統開發保護。從人的維度看，老城區是頗具人性化和親和力的空間，要充分考慮吸引年輕人。”

各地政府的思路不再停留于保護，而是強調對老城區的更新和有機修補

其實，各地早已陸續出臺過相關法規，試圖結合本地實際，保護好城市歷史風貌。

上海在1991年就頒布了《上海市優秀近代建筑保護管理辦法》。為了適應城市建設的新理念和新變化，2015年上海市政府印發《上海市城市更新實施辦法》，將城市更新定義為“對本市建成區城市空間形態和功能進行可持續改善的建設活動”，重點之一就是“加強歷史風貌保護，彰顯人文底蘊”。同樣，北京出臺的《北京市歷史文化名城保護條例》，將舊城、歷史文化街區等納入保護范圍，對具體的認定、審批等作出規定。

透過這些地方法規，可以看出人們對于老城區改造在理念和實踐上的變化。

大拆大建不被允許，單體建筑的保護依舊在列，但被包含在街區、城區的整體保護這個更大的范圍中。不管是歷史文化風貌區，還是特色街區，概念體現的不僅是地理范圍上的擴大，更是老城區與城市規劃全局的協調。

以前遇到老建筑、老城區，不少人習慣采取“冷凍式保護”，不敢碰，也不知道怎么碰。現在，城市更新、有機修補等字眼頻頻出現，開發建設的綜合性規劃需求量變多了，如何在歷史文化價值與經濟開發價值中找到均衡點，各地已經有了嘗試。

規定更深、更細致了。上海在規劃上對老城區內的建筑進行分類保護，并對城區的每一地塊的建筑密度、建筑沿街高度與尺度、建筑后退紅線距離、街道空間等都作了詳盡的規定和分地塊規劃圖則，杭州則從名城整體層次、歷史文化保護區、歷史文化資源的整合和利用等7個方面進行系統性的規劃。

盡管各地在保護開發理念、相關規劃和做法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想實現“恢復老城區活力”的目標，仍有不少難題待解。

在常青看來，保護需要投入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需要使用者、投資者、管理者、專家學者和公眾的多方參與，因而老城區保護與再生工程，是關聯到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社會工程。

而各地的一些成功嘗試，也證明了多維度考量、找準定位的必要性。成都青羊區探索少城歷史街區復興的“明堂模式”，瞄準文創產業，吸引年輕文創人才，讓老城區活力重現。浙江德清縣借助2014年成為“多規合一”試點縣的契機，統籌將多項城市規劃，將老城區的文化遺產保護納入城市規劃的藍圖中。古城西安則通過實行“新舊分治”，逐漸弱化和分離老城的行政、交通、居住等功能，強化其旅游觀光、文化交流功能，降低人口密度等循序漸進的方式，也取得了不錯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