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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一篇名為《羅一笑，你給我站住》的文章迅速占領很多人的朋友圈：轉發就可以給患白血病的羅一笑捐一元。海量的轉發，帶來數十萬人打賞，高達200萬元的捐款。但很快消息反轉：羅一笑的父親、文章作者羅爾在深圳東莞擁有三套房產，根據“深圳發布”的最新信息，羅一笑三次住院自付總計只有36193.3元，三次平均自付費用占總治療費用的17.72%。

【預測題目】

12月初火遍朋友圈的“羅爾事件”有人說這是“一次徹頭徹尾的營銷”，也有人在繼續提出質疑，為羅爾聲援的聲音也仍然存在，雖然“羅爾事件”已經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但對于這個事件，你怎么看?

【解析】

12月初，一篇名為《羅一笑，你給我站住》的文章迅速占領很多人的朋友圈，雖然主人公是“羅一笑”，但很多人卻笑不出來，轉發者、捐款者、羅一笑、羅一笑的父親羅爾，包括我們。這是一次不大不小的信任危機。雖然羅爾事件結束了，但對互聯網+公益模式的反思卻不應停止。

一方面，需要肯定的是，網絡自媒體平臺上的慈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公眾的“公共精神”。傳統意義上的慈善救助往往被認為是“政府與企業家的事”，今天，新媒體的低成本讓很多普通人邁開腳步，去踐行公共精神，去兌現“一元錢也是愛”。 同時從受助人的角度來說，傳統公益模式效率較為低下，一旦受助人面臨緊急的經濟困境時，往往受限于信息覆蓋人群、救助參與率、捐助金額、捐助時間等因素，資金難以在所需時間內籌集完畢;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由紅十字會和公益機構主導的慈善活動公信力也很有限。而在互聯網時代，基于移動互聯網強大的連接能力，求助人可自主發起求助需求，呈現出“去中心化”的特點。求助信息可在第一時間觸達廣大互聯網用戶，人們的捐助行為可以突破地域與時間的限制;同時，借助移動社交網絡的力量，求助信息與慈善項目容易使網民產生情感共鳴，從而大大加速信息傳播。

然而，另一方面，“注意力經濟”致使“真正需要幫助的人總在看不見的地方”，沉默者仍然“沉沒”，而花樣翻新的求助方式卻滾出巨大的雪球，甚至超出了當事者的控制和意料。另一方面，新媒體極大地降低了一呼百應的成本，放大了眾人拾柴的能量，卻也帶來更大的信息壁障，讓人真偽難辨。

回到羅爾事件本身，根據2016年9月1日實行的中國首部《慈善法》，羅爾因為女兒的疾病請求社會幫助屬于個人求助行為而非公開募捐，慈善法并不禁止。個人求助一般被視為山窮水盡的最后一步，是公民的一項正當權力，沒有被法律禁止也是法律人性化的體現。不過，個人求助存在著明顯弊端。就羅爾事件來說，公眾一方面不能確認羅爾是耗盡了所有資源后才來求助，另一方面也無法知曉善款的善后處理。這也正好對應先前所說的事先審查和事后監管兩個問題。

在公共生活中，涵養信心和信任;在法治生活中，完善規則與制度。唯有這樣，才不會讓公眾的愛心，在一次次的“狼來了”中被消磨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