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叔倫(732—789)，唐代詩人，字幼公（一作次公），潤州金壇(今屬江蘇)人。年輕時師事蕭穎士。曾任新城令、東陽令、撫州刺史、容管經略使。晚年上表自請為道士。其詩多表現隱逸生活和閑適情調，但《女耕田行》、《屯田詞》等篇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艱苦。論詩主張“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其詩體裁皆有所涉獵。
【簡介】
戴叔倫(732—789)字幼公，一字次公，金壇城西南窯村人，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詩人，出生在一個隱士家庭。祖父戴修譽，父親戴昚用，都是終生隱居不仕的士人。戴叔倫年少時拜著名的學者蕭穎士為師，他博聞強記，聰慧過人，“諸子百家過目不忘”，是蕭門弟子中出類拔萃的學生。至德元載（756年）歲暮，為避永王兵亂，25歲的戴叔倫隨親族搭商船逃難到江西鄱陽。在人生地疏的異鄉，家計窘迫，于是他開始探尋仕途。大歷元年（766年），戴叔倫得到戶部尚書充諸道鹽鐵使劉晏賞識，在其幕下任職。大歷三年，由劉晏推薦，任湖南轉運留后。此后，曾任涪州督賦、撫州刺史，以及廣西容州刺史，加御史中丞，官至容管經略使。他在任期間，政績卓著，是個出色的地方官吏。貞元五年（789年）四月，他上表辭官歸隱，六月十三日在返鄉途中客死清遠峽（今四川成都北）。第二年返葬于金壇小南門外縣城南郊。明萬歷46年（1618年），金壇知縣張翰中為疏通城內漕河，將其墓地移至南郊高坡（今南門面粉廠南圍墻前），并親自題立“詩伯夜臺”墓碑，即“大詩人之墓”的意思。
【主要事跡】
戴叔倫是江蘇/金壇縣人。他爺爺戴修譽和他爸爸戴昚用，都做了一輩子隱士而不愿為官。可到了戴叔倫這輩兒，他與哥哥戴伯倫就都開始做官了。他哥哥做的官不大，僅是個縣令。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傳》里說戴叔倫是貞元十六年（公元805年）中的進士，恐大謬。唐人權德輿為戴叔倫所寫的“墓志銘”很清楚地說，戴叔倫死于貞元五年（公元789年），春秋五十八歲。倒推一下，其生年則為公元732年。而公元805年時，戴叔倫已經死了17年了，絕不可能再登什么進士第。想必辛文房是沒見過權德輿為戴叔倫所寫的這篇“墓志銘”，所以就一通瞎猜。戴叔倫中進士，估計應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前后，那時他二十六歲，“安/史之亂”也剛平息。這有些類似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所經歷過的“文革”，之后的1977年才恢復“高考”。
在“安史之亂”平息前，戴叔倫一直跟從當時的名士蕭穎士學習，且因避亂而去鄱陽暫居過幾年。他三十二歲時，吏部尚書兼鹽鐵轉運使/劉晏很欣賞他，向朝廷上表推薦戴叔倫為九品秘書正字，并召他入自己的幕府中做事。鹽鐵轉運的差事，其實就是負責國家鹽務與錢糧的運輸。那時，劉晏負責的是湖南一帶的鹽鐵轉運，戴叔倫可謂是他的得力助手。一次，戴叔倫押解錢糧路過四川云安，正逢叛臣楊子琳謀反，劫持了戴叔倫，并威嚇戴叔倫說，“把錢交出來，我就免你一死。”我們的戴大人竟也寧死不屈了一把，說“身可殺/財不可奪”，那楊子琳看看也沒什么辦法，就又把他放了。戴叔倫因此而升為八品的監察御史。五十歲時，再升為七品的東陽縣令。任縣令期間，因政績卓著，加授從六品的大理司直。五十二歲時，提升為正六品的侍御史。五十三歲那年，代任四品的撫州刺史，同年轉正，加授金紫服（《新唐書車服志》曰：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封譙縣開國男爵位。
戴叔倫的詩，自唐人高仲武說他“其骨稍軟”后，清代的紀曉嵐、翁方綱、喬億等人也都講他“雄渾不足”或“皮松肌軟”之類的話。我倒不以為然，因為大凡充滿澹泊之意的詩，你讓它怒目圓睜或鏗鏘有聲也不大可能，雄渾與澹泊原本就是一對兒矛盾，非要二者兼備起來，就是渾球兒的要求了。再則，紀曉嵐、翁方綱是何等脾氣與人物----那是拼命入世的大官人啊，所寫的東西自然是“進取”有余、“奮斗”剛強。
而戴叔倫是不想逞強的，即使三十歲出頭時被劉晏推薦做了九品的秘書省正字，也還抒寫著“野人無本意/散木任天材”的恬淡情愫。等到他升任御史時，對于仕途其實已有厭倦情緒了，諸如“早知名是病，不敢繡為衣”以及“身隨幻境勞多事/跡學禪心厭有名”之類的詩句，就很能表明他激流勇退的心思。據說在出仕前，他就曾半隱于小天臺山中，常與方外之士交往，甚至精研《易經》，很打算求仙學道。試想，如此一個三心二意做官的人，所作之詩又怎么可能“雄渾”起來呢！
其實，戴叔倫有他自己的詩歌觀，他曾說：“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藍田那地方在陜西省，以盛產美玉聞名。但美玉在尚未
開采出山以及未加工前，猛地看去其實與一塊破石頭無異，自然不能把它放在眼前來觀賞，與其拿到眼前來看一塊破石頭，真不如去看它在山中被烈日照耀時所生發出的朦朧光芒。把這句話說的更明白些，其實就是說“詩貴朦朧”。當然，這句話可能也還有另外一種指向----詩人與詩之關系，因為“藍田生玉”這四字的本意指的是“只有藍田那地方才能產出美玉”，換言之----只有好詩人/才能出好詩；而好詩人未必就能夠拉到你跟前做成好朋友或好人，一但你離詩人近了/熟了/沒了神秘感，沒準兒就開始討厭他了。倘若再發現他有打嗝放屁的毛病，口臭腋臭的氣息，以往那美好詩人的形象很可能就被徹底糟蹋。若干年前，我去貴州出差，順便到貴州農學院造訪了一下印象中還不錯的詩人鄭單衣，可見面時驚聞他身上散發出濃烈的胡臭，就再也不想見他的人和詩了。
估計戴叔倫是不會有胡臭的，即使有，也知道要躲人遠一點，留個好印象。他讓人遠遠看他的詩，自己也把詩寫得遠遠的----
年年五湖上，厭見五湖春。長醉非關酒，多愁不為貧。
山川迷道路，伊洛困風塵。今日扁舟別，俱為滄海人。
是啊，文化人有時就是如此，那別扭或不快你根本就說不出有鼻子有眼兒特別具體的原因----我們的戴大人醉得糊里糊涂并不是因為酒喝多了，整天發愁也不是由于窮困所致，那究竟為什么？感覺反正是一個字----煩！我就常有活膩了的感覺，像一篇小說里某個人物所想的----寫書沒勁/不寫書也沒勁；有名沒勁/沒名也沒勁；忙著沒勁/閑著也沒勁；能吃上領袖常吃的蟠桃或芒果沒勁/吃不著也沒勁……總之，一想起人生的終極意義就倍感無聊，腦袋就一片空白，可又不愿立刻死掉，于是逢人就嘻皮笑臉閑扯淡地說句----你打我一頓吧（心里當然不愿別人真打）。戴叔倫斷然也不愿被別人踹兩腳或抽兩記耳光，無非只想表達一下對人生意義在瞬間所感到的莫名與恍惚。
自唐人高仲武始，宋/元/明/清歷代評論者能比較認可的基本是他的五律，《中興間氣集》里所選的六首戴詩，全是五律。唐人姚合在《極玄集》里所選的七首戴詩，不是五律的也只有一首。唐人韋糓所編的《才調集》選戴詩四首，三首是五律。其實，從初唐到中唐，五律一直是詩壇上的主流詩體，即使是“省試詩”也是十二句的五言體，所以詩人大都對五言詩的寫作下過極深功夫，而以五律或五言體見長的詩人也就不獨戴叔倫一個了。有一個情況是需要特別說明的，那就是收在戴叔倫名下的詩，偽作及還不能確定的比較多。《全唐詩》共收戴叔倫詩304首，基本是以明代的活字本唐人詩集/朱警的《唐百家詩》/胡震亨的《唐音統箋》/《文苑英華》以及清康熙年間席啟寓所編的《唐百名家集》等書為依據編纂而成。上世紀八十年代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蔣寅先生耙梳考證，暫時得出可確信為戴作的184首，可確定為偽作的56首，而備考之作依舊高達64首之多。戴詩的偽作及不確定之作的數量之所以很高，主要因為歷經宋/元時期的頻繁戰亂，各類文集遭兵焚及散佚均很嚴重，明代以后的民間私館刻本又基本屬傳抄性質，七拼八湊，許多詩甚至都是唐代以后的人所寫，故可做的考據工作依然很多。四百多年后的宋朝，也有位姓戴的詩人叫戴復古，詩名響徹東南半壁江山近五十年，這人便是戴叔倫的后裔。若比較二人的詩，我其實更喜歡戴復古的，也常摘他的對偶詩句寫成對聯贈給友人，諸如“心寬忘地窄/亭小得山多”、“無心當世用/袖手看人忙”、“一心似水惟平好/萬事如棋不著高”、“菊花到死猶堪惜/秋葉雖紅不耐觀”、“苦恨好山移不得/生憎俗客去還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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