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祖籍襄陽，出生于鞏縣（在今河南省），唐朝偉大詩人。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六月至乾元二年(759)秋，任華州司功參軍。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遺，因直言進諫，觸怒權貴，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與“詩仙”李白并稱“大李杜”。
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
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卻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
乾元二年(759)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
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
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杜甫與李白合稱“李杜”[1]，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杜甫與杜牧是遠房宗親，同為晉朝滅孫吳的大將杜預之后裔（杜甫為杜預二十世孫）。因其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雖然杜甫在當朝不為世人所知，但經過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終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他的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作品集為《杜工部集》。他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批評和揭露。三十五歲以前讀書與游歷。天寶年間到長安，仕進無門，困頓了十年，才獲得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職。安史之亂（安祿山與史思明）爆發后，他流亡顛沛，竟被叛軍所俘；脫險后，授官左拾遺。乾元二年（759），他棄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劍南節度使嚴武幕中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稱。晚年舉家東遷，途中留滯夔(kuí)州二年，出峽。漂泊鄂、湘一帶，貧病而卒。
杜甫是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世界文化名人。經歷了唐代的由盛到衰的過程。因此，與詩仙李白相比，杜甫更多的是對國家的憂慮及對老百姓的困難生活的同情。杜甫曾任左拾遺、檢校工部員外郎，因此后世稱其杜工部。
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并有《杜工部集》傳世；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的詩篇流傳數量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
杜甫與杜牧是遠房宗親，同為晉朝滅孫吳的大將杜預之后裔（杜甫為杜預二十世孫）。杜甫的遠祖為晉代功名顯赫的杜預。曾祖父杜依藝曾任鞏令一職。祖父是初唐詩人杜審言官至膳部員外郎且有自己的自傳。父親杜閑有奉天令一職。青年時期，杜甫曾游歷過今江蘇、浙江、河北、山東一帶，并兩次會見李白，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于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有《杜工部集》傳世。
【生平】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學傳統的家庭中，是著名詩人杜審言之孫。7歲學詩，15歲揚名，一生不得志，只做過一些左拾遺等小官，雖然被后世稱為“詩圣”，詩歌被稱為“詩史”，可在唐朝當時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有一首《戲為六絕句（其二）》就是寫“初唐四杰”的：“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詩人的自比，杜甫的經歷和詩歌創作主要可以分為四個時期：
一、讀書和漫游時期（三十五歲以前）所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
開元十九年（時二十歲）開始漫游吳越，5年之后歸洛陽應舉，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齊趙。之后在洛陽遇李白，兩人相見恨晚，結下了深厚友誼，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后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后又遇于東魯，再次分別，這便是“詩仙”與“詩圣”的最后一次相見。
二、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這一時期，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當朝宰相李林甫為了達到權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說無人中舉。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庫府鎖匙的小官)的職位。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連舉行了三個盛典。杜甫借此機會寫成了三篇《大禮賦》，玄宗使待制集賢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等詩。后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做左拾遺。由于忠言直諫，上書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房琯善慷慨陳詞，為典型的知識分子，但不切實際，與叛軍戰，采用春秋陣法，結果大敗，肅宗問罪。杜甫始為左拾遺，上書言房琯無罪，肅宗怒，欲問罪，幸得脫）。其后，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四、西南漂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八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嚴武為劍南節度使攝成都，杜甫投往嚴武處，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杜甫死因】
多少年來，杜甫給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
文學、史學界針對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種死因，而且各執一詞，發人深思。
一、病死說
翻閱莫礪鋒、童強著《杜甫傳》，關于杜甫的死，書中是這樣寫的：“冬天到了，詩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岳陽的舟中。……一顆巨星就在這無限的孤獨、寂寞中隕落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316頁）。
二、溺死
此說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觀的名義寫的《杜拾遺補遺》。這種說法自提出后，后來歷朝歷代的學者對此說進行批駁，并明確指出此段文字中的“硬傷”，唐玄宗死于寶應元年，也就是公元762年，怎么能又在770年賜死子美杜甫呢？
三、自沉于水而死
此說源于偽托唐朝韓愈名義撰的《題杜子美墳》提出“三賢（指屈原、李白、杜甫）同歸一水”的說法。三人懷沙自沉，這顯然是一種沒有絲毫根據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說的是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郭沫若的這種說法同樣具有猜測性，幾乎沒有文獻作為依據純屬于個人的文學創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此說較為可信。杜甫的死和饑餓有著斬不斷的聯系，離開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9天。當地縣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來，以牛肉白酒招待他，難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許久未進食，腸胃難以承受，最終因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家人】
[妻子]
杜甫于30歲時，暫時中斷了在齊魯燕趙間的漫游，回到洛陽，在偃師縣西北的首陽山下筑就陸渾山莊，然后迎娶了弘農縣（天寶元年改靈寶縣）司農少卿楊怡之女為妻。司農少卿為主管農業和財政的副部長，與世代為官的杜甫家可謂門當戶對。妻子小他十多歲，想來是一位知書達理、聰慧賢淑的女子。遺憾的是杜甫并沒有用他的大手筆為愛妻立傳，甚至我們連楊氏夫人的名字也無從知曉，但杜詩中卻多處提及她，雖然片言只語，一鱗半爪，但從那飽蘸深情的筆墨中，我們對詩圣背后那個含辛茹苦相濡以沫的偉大女性，還是不由得肅然起敬。
[子女]
育有兩子宗文、宗武，另有一女鳳兒。
【個人影響】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造性地發展，他是漢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我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現出顯著的創造性，積累了關于聲律、對仗、煉字煉句等完整的藝術經驗，使這一體裁達到完全成熟的階段。
杜甫（公元712—公元770），字子美，詩中常自稱少陵野老。他出生在鞏縣（今河南鞏義市）的一個“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祖父杜審言是武則天時著名詩人，父閑曾為兗州司馬和奉天縣令，因此他也享有不納租稅，不服兵役等特權。但他一生經歷坎坷。
他七歲開始吟詩，“讀書破萬卷”、“群書萬卷常暗誦”為他的創作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他二十歲起，開始了先南游吳越，后游齊趙。十年壯游期間，他飽覽了祖國的名山大川，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開闊了他的視野和心胸，使他早期詩歌也帶有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唐玄宗天寶五年（公元746），三十五歲的杜甫來到長安，第二年他參加了由唐玄宗下詔的應試，由于奸臣李林甫從中作梗，全體應試者無一人錄取。從此進取無門，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這也使他看到了下層人民的痛苦和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杰作。
直到天寶十四年（公元755），才得到“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一職，負責看管兵甲倉庫。同年，“安史之亂”爆發，此時杜甫正在奉先（陜西蒲城）探家。第二年他把家屬安頓在富縣羌村（陜西境內），只身投奔在靈武（甘肅省）即位的肅宗。途中被叛軍所俘，押到淪陷后的長安，這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叛軍殺戮洗劫的暴行和百姓的苦難。直到至德二年（公元757）四月，他才冒險逃到肅宗臨時駐地鳳翔（陜西省鳳翔縣），授官左拾遺。不久因上疏救房琯，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此他屢遭貶斥，更深入地了解了百姓的疾苦。耳聞目睹的社會現實，為他創作《春望》、《哀江頭》、《北征》和“三吏”、“三別”等提供了素材，并使他的詩達到了現實主義高峰。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公元759年，他拋官棄職，舉家西行，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兩年后，離開奉節縣到江陵、衡陽一帶輾轉流離。唐代宗大歷五年（770），詩人病死在湘江的一只小船中。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間，他雖過著“生涯似眾人”的生活，但卻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歲晏行》等一千多首詩。
【杜甫思想】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他熱愛生活，熱愛人民，熱愛祖國的大好河山。他嫉惡如仇，對朝廷的腐敗、社會生活中的黑暗現象都給予揭露和批評。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為解救人民的苦難做出犧牲。所以他的詩歌創作，始終貫穿著憂國憂民這條主線，以最普通的老百姓為主角，由此可見杜甫的偉大。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詩風格，基本上是“沉郁頓挫”，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于變化，講求煉字煉句。同時，其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藝術手法也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還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后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生平詳見《舊唐書》卷190。
杜甫雖然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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