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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3月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召開的歐盟首腦會議上，各國領導人共同制定了經濟、社會、環境全面復興的“里斯本戰略”，主要內容就是在未來10年內，即到2010年把歐盟建成“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世界上最有競爭力和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社會、環境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大背景下，歐盟經濟十分不景氣，主要表現就是經濟陷入“。滯脹”的困境，同時伴生一系列的社會矛盾。“里斯本戰略”的提出，旨在增強歐盟經濟的活力與競爭力，提升其在全球的政治、經濟地位，縮小與美國經濟的差距。然而這一戰略的實現卻受到社會保障制度的阻礙。

目前，歐盟地區是世界上社會保障體系最為完善的地區，社會保障模式屬于典型的“普救式”，內容豐富，種類齊全，水平普遍較高，社會成員的生老病死、失業、退休、入學、住房等均有相應的社會保障，而且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可以普遍享有，有些成員國更是有高福利國家的美稱。這種社會保障制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促進了歐洲的經濟發展，保持了社會穩定，保證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定程度的社會公平。雖然戰后歐洲許多國家都有過工人罷工，有時斗爭還相當激烈，但總的看來，福利國家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勞資矛盾及階級矛盾，使歐盟各國保持了長期的社會穩定。因此，歐洲的社會保障制度成為歐洲發展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歐洲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然而，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這樣一種社會保障制度，卻成為制約歐盟經濟快速發展的絆腳石。

第一，高福利、高稅收導致公共開支巨額增長，對經濟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歐盟國家的稅收普遍較高，各類社會組織交納的稅收是社會保障金的主要來源，社會成員個人收入的30％左右也要用于交納各種保險金和稅款，像瑞典這樣的高福利國家個人所得稅的平均稅率更是在43％—61％之間。如此高額的稅率形成了兩個負面作用：一是高稅收成為外資進入、流通的壁壘，阻礙了資本的流動和進入；二是造成歐盟各國自己的企業和資本紛紛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即使是公民個人也為了逃避高額稅收而將個人的資金轉向其他低稅的國家，導致歐盟各國乃至整個經濟體的資本流失。同時，社會福利等公共支出的過度膨脹，超出了國家經濟的負擔能力，損耗了國民經濟的“元氣”，一方面降低了儲蓄率、投資率；另一方面又提高了消費、財政赤字，形成滯脹并存的局面。

第二，項目繁多的社會保障支出，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政府利用財政手段刺激經濟發展的能力大大削弱。歐盟一些國家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大多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30％以上，在某些方面已經達到了可承受的極限，而且隨著各國普遍進入老齡化社會，社會保障支出仍呈不斷攀升的趨勢。目前法國社會保障的總支出已經達到了1萬億法郎。過多的財政支出，一些國家出現了政府投資行為大幅減少，經濟發展后勁不足，經濟低增長的必然后果；這又反過來影響社會公眾個人的利益，使政府稅收銳減，陷入投資少、增長慢、稅源少、稅收減、支出大的經濟發展“怪圈”。以英國為例，龐大的社會保障開支同工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爭奪有限的資金，國民收入中本可以用于發展經濟的那部分資金，正以社會福利的形式被消費掉，影響了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私人企業的資本積累，削弱了擴大再生產的基礎。

第三，高額的失業救濟金導致許多勞動者寧可賦閑在家也不愿意從事低工資低收入的工作，“自愿性失業”成為歐盟許多國家和政府解決不了的一大社會問題。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就是較高的失業救濟金使失業者仍能依賴政府津貼度日，客觀上助長了不少人的惰性。據最新統計，目前英國不工作而靠政府津貼為生的單親父母大約有100萬，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靠政府“長期病號”津貼為生者達175萬人，法國有180萬人靠失業救濟金生存，所以歐盟一些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實際上是“養懶漢”的制度。人們參加工作的所得在納稅后，同不參加工作而從社會保障制度中獲取的各種形式的津貼之間的差距不大，嚴重影響了人們參加工作的積極性，同時造成大批專業人才的外流。

第四，福利費用的增長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幅度，使勞動力成本上升，削弱了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以德國為例，企業主除了支付工人名義工資外，還必須支付工人的保險費等工資外的附加費用，每支付1馬克工資差不多就要多付86芬尼的工資附加費。德國的勞動力成本、價格幾乎是世界最高的。勞動力價格昂貴不但使勞動力的轉業、流動相當困難，同時，勞動力成本在產品消耗成本中所占比重上升，導致產品價格的上漲，削弱了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事實表明，歐盟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否則它難以適應新的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英國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撒切爾夫人政府率先改革本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走在了歐盟各國的前面。現在的歐盟國家，特別是各歐洲大國已經開始采取各種辦法，革除原有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弊端，從各類補助、救濟的限制，到“整治懶人”措施的出臺，歐盟經濟體內福利水平的趨同，以及更多地用市場經濟手段促進經濟的“自然回升”，種種跡象表明歐盟國家已開始變革、調整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以適應經濟全球化和歐盟經濟一體化的歷史要求，發揮社會保障制度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推動歐盟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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