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唐代
作者：柳宗元
原文：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馀，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注釋⑴詣（yì）：到，往。超師院：指龍興寺凈土院；超師指住持僧重巽。禪經：佛教經典。⑵汲（jí吉）：從井里取水。⑶拂：抖動。⑷貝葉書：一作“貝頁書”。在貝多樹葉上寫的佛經。因古代印度用貝葉書寫佛經而得名，又叫貝書。⑸東齋（zhāi）指凈土院的東齋房。⑹真源：指佛理“真如”之源，即佛家的真意。了（liăo）：懂得，明白。⑺妄跡：迷信妄誕的事跡。⑻遺言：指佛經所言。冀：希望。冥：暗合。⑼繕性：修養本性。熟：精通而有成。⑽道人：指僧人重巽。繕：修持。⑾膏：潤發的油脂。沐（mù木）：濕潤、潤譯。⑿澹（dàn）然：亦寫作“淡然”，恬靜，沖淡，寧靜狀。⒀悟悅：悟道的快樂。
譯文汲來清涼井水漱口刷牙，心清了再拂去衣上塵土。悠閑地捧起佛門貝葉經，信步走出東齋吟詠朗讀。佛經真諦世人并無領悟，荒誕之事卻為人們追逐。佛儒精義原也可望暗合，但修養本性我何以精熟。道人禪院多么幽雅清靜，綠色鮮苔連接竹林深處。太陽出來照著晨霧余露，蒼翠松樹宛若沐后涂脂。清靜使我恬淡難以言說，悟出佛理內心暢快滿足。
這首詩寫的是詩人到超師院讀佛經的感受，其主要內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個名叫超的僧人（師）的寺院里去讀佛經，有所感而寫下這首五古抒情詩，既表達了他壯志未已而身遭貶謫，欲于佛經中尋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尋求一種超越塵世，流連于沖淡寧靜的閑適佳境的復雜心情。
頭四句總說“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人把研讀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寶貴的時刻。“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清晨早起，空氣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彈冠振衣拂去灰塵，身心內外俱為清凈方可讀經。可見用心之虔誠，充分表現了詩人對佛教的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貝葉書簡稱貝書，佛經之泛稱。古印度人多用貝多羅樹葉經水漚后代紙，用以寫佛經，故名。一個“讀”字，是全詩內容的綱領；一個“閑”字，是全詩抒情的主調。詩人貶居永州，官職雖名曰“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但只是個“閑官”而已。閑人閑官閑地，無政事之煩擾，亦無名利得失之拘牽，正是難得清閑，正好信步讀經。就讀經來說，閑而不閑；就處境而言，不閑而閑，其復雜心情曲曲傳出。
中間四句承上文“讀”字而來，正面寫讀“經”的感想。這里有兩層意思：前二句“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是說書中真意不去領悟，妄誕之言世所追逐。詩人以自身崇信佛學的正確態度諷喻世俗之佞佛，即對于佛經中的真正本意全然不去領悟，而對于書中一切迷信荒誕的事跡卻又盡力追求而津津樂道。正如詩人在《送琛上人南游序》中所批評的那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蕩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柳宗元集》卷二五）言下之意正好表明自己學習佛經的正確態度和對佛經的深刻理解。后二句轉寫對待佛經的正確態度。“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意思是說：佛家遺言值得深思，修養本性怎能圓熟？“冀可”是希望能夠的意思。言佛教教義艱深，必須深入鉆研思考，如果只用修持本性去精通它，是不可能達到精審圓滿的目的的。言下之意是說：愚妄地佞佛不足取，只有學習它于變革社會有益的內容才算真有所得。這反映了詩人對佛教教義及其社會作用的主觀的特殊理解。對此，詩人也有批評說：“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柳宗元集》卷二五）聯系詩人在對待佛教問題上與韓愈的辯論就更清楚了。韓愈辟佛，是熱心張揚“道統”的儒學家，主張對僧侶“人其人，火其書”；而柳宗元卻認為在佛教教義中包含著與儒家圣人之道相通的有益于世的內容，否定“天命”的主宰。詩人自以為對佛教的精義和作用已有深刻的領會，殊不知結果不是他利用佛教以濟世，而是佛教利用他作了宣傳宗教唯心主義和宗教迷信的工具；而他自己最終也陷入了佛教識破塵緣、超脫苦海的消極境地。
末六句承上文“閑”字而來，抒發詩人對寺院清凈幽閑的景物的流連賞玩，到了忘言的境界。這里也寫了二層意思：前四句寫景，后二句抒情。先看前四句：“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余，青松如膏沐。”意謂超師寺院何其幽靜，苔色青青連著翠竹。旭日東升晨霧滋潤，梳洗青松涂以膏沐。“道人”實指“超師”，“庭宇”呼應“東齋”，既言“步出”則寺院環境盡收眼內，一個“靜”字總括了它的幽靜無聲和詩人的閑適心境。是景物之靜，也是詩人內心之靜。而苔色青青，翠竹森森，一片青綠，又從色調上渲染了這環境的蔥蘢幽深。“日出”照應“晨”，緊扣題目，再次點明時間。旭日冉冉，霧露濛濛，青松經霧露滋潤后仿佛象人經過梳洗、上過油脂一樣。這是用擬人法寫青松，也是用“青松如膏沐”進一步寫環境的清新。這就使讀者體會到詩人通過優美寧靜的寺院之景傳達出一種獨特的心境和思想感情。這是“閑人”眼中才能看得出的靜謐清幽之景，抒發的是“閑人”胸中才有的超逸曠達之情。再看結尾二句：“淡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意思謂寧靜沖淡難以言說，悟道之樂心滿意足。詩人觸景生情，直抒胸臆，看來似乏含蓄，有蛇足之嫌，但一經道破，又覺意味更深一層。它既與前面的景物相連，寫出“閑人”欣喜愉悅而又多少帶點落寞孤寂的韻味；又與前面的讀“經”相呼應，詩人自認為是精通了禪經三昧，與當時的佞佛者大相徑庭，其悟道之樂自然心滿意足了。這就又透露出詩人卑視塵俗、諷喻佞佛者的孤傲之情。而這兩者——情景與讀經，前后呼應，融為一體。詩人巧妙地把自然景物契合進自己主觀的“禪悟”之中，其感受之深，妙不可言，真是達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境界。從章法上看，全詩自晨起讀經始，至末以日出賞景憚悟終，渾然無痕，相映成趣。讀完此詩，姑且拋開詩人對佛經所持的錯誤態度不論，不能不為詩人的于逆境中讀經養性、追求事理而又超脫塵俗、寄情山水、怡然自適的復雜心境所感動，從而進到那種“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的幽深寂靜的藝術境界中去。詩中有禪味而又托情于景，情趣濃郁。
此首詩為詩人被貶永州時所作，約寫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當時，柳宗元住永州龍興寺。龍興寺在城南，住持僧為重巽，坐禪于龍興寺凈土院，與往在龍興寺西廂的柳宗元相鄰。詩中所說“超師院”的“院”是指凈土院；“超師”自然是指重巽。由于重巽是楚之南的“善言佛者”，故稱其為“超師”。柳宗元于永州好佛求其道，主要是拜重巽為師，或請其講“佛道”，或到凈土院讀佛經。
柳宗元生活在一個腐朽衰敗的時代，身為統治階級的一員，客觀上受到無數打擊，主觀上又受到儒、釋、道“三教調和”思想的限制，結果才不得施展政治抱負，貶斥終身，壯志未酬，走完了悲劇的一生。他像當時大多數有志于積極用世的封建知識分子一樣，在社會政治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上堅信儒家學說，以實現堯、舜、孔子“圣人之道”為奮斗的最終目的；同時又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崇信佛教，主張“統合儒釋”（《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不過，他的崇信佛教，與王維愚妄地佞佛逃世不同，與白居易以信佛寓“獨善之志”也不同。他是把佛教與諸子學說并列看待，想從中找出積極有益的內容作為濟世的手段，以實現“輔時及物”的理想。不幸的是他沒有也不可能如愿，由于自身思想上的主觀唯心主義因素和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學傾向，最終落入了佛教唯心主義的泥沼。特別是在他遭貶永州之后，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前途無望，更促使他到佛教中去尋求寧靜與解脫，其時佛教對他的消極影響就更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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