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維楨（1296——1370）元末明初著名文學家、書畫家。字廉夫，號鐵崖、鐵笛道人，又號鐵心道人、鐵冠道人、鐵龍道人、梅花道人等，晚年自號老鐵、抱遺老人、東維子，會稽（浙江諸暨）楓橋全堂人。與陸居仁、錢惟善合稱為“元末三高士”。泰定四年進士。歷天臺縣尹、杭州四務提舉、建德路總管推官，元末農民起義爆發，楊維楨避寓富春江一帶，張士誠屢召不赴，后隱居江湖，在松江筑園圃蓬臺。有《東維子文集》、《鐵崖先生古樂府》行世。
【生平】
楊氏一族原居楓橋，祖上由紹興遷來，楊維楨曾祖楊文修，字中理，乃宋代名醫，人稱楊佛子
，著有《醫衍》、《地理撥沙圖》。后楊氏卜居全堂，全堂東南有桐岡山，西南有鱭鯉尖，村中有池名泉塘，村以池名，諧音全堂，池旁臥有鐵崖山，“因巖石呈鐵色而得名”，今人俗稱小山頭。
母親李氏，“夢月中金錢墜懷，而生維楨”。兄弟三人，維楨居中。維楨生于元貞二年（1296），之所以號鐵崖，因其父楊宏在鐵巖山麓筑樓，紅樓植梅百株，樓上藏書萬卷，并將梯子撤去，令其與從兄楊維翰(1294～1351，字子固，號方塘，元末畫家）專心攻讀，每天用轆皿傳食，苦讀五年， 時人稱其為“楊鐵崖”，因擅吹鐵笛，自號鐵笛道人。楊維楨自幼穎悟，能“日記文章千言”，黽勉讀書，為增見識，少時又游學甬東。
泰定四年（1327）中進士，任天臺縣尹，因依法懲治作惡縣吏，遭奸吏報復被黜。繼任職錢清鹽場司令，因請求減輕鹽稅不允，決意投印去官，方獲準減額三千，但以忤上故，十年不獲升遷。元修遼、金、宋三史，他作“正統辯”千言，總纂官歐陽玄贊嘆：“百年后，公論定于此矣”。后調任江西儒學提舉，因交通受阻，未成行。值兵亂，浪跡浙西。張士誠據浙西，屢召不赴，戲答：“江南處處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后張士誠令其弟張士德上門求教，楊維楨站在元政府立場修書一封，臧否張士誠。信中責備張士誠“銓放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罵他自選官吏，不繳糧食，確為實情。此外，指出張四個優點“兵不嗜殺，聞善言則拜，儉于自奉，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以及四個缺點“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將帥、守令、親族等“為閣下計者少而身謀者多”，“狃于小安而無長慮”，“身犯六畏，釁闕多端”。預言他“不有內變，必有外禍”。
楊維楨后以冒犯丞相達識帖木兒而徙居松江（今屬上海市），筑園圃蓬臺。門上寫著榜文：“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車，恕老狂。”在松江時與張堰楊謙、廊下陸居仁、呂巷呂良佐等交往甚深，吟詠唱和，詩賦相樂。呂良佐倡設“應奎文會”，他為主評，與天下文人墨客切磋詩文，一時天下學士慕名前來赴會者，不可勝計。他又周游山水，頭戴華陽巾，身披羽衣，坐于船上吹笛，或呼侍兒唱歌，酒酣以后，婆娑起舞，以為神仙中人。
明太祖派翰林詹同奉印登門召其纂修禮、樂書，婉辭不去，答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耶”，以明不仕兩朝之意。為躲避官府，回到家鄉全堂。兵丁追至，路遇，楊維楨將紫暘宮念作柴湯官，兵丁以其不識字，任其自去。洪武三年，再被有司敦促，無奈赴京，賦《老客婦謠》一首再明不復出仕。抵南京，見朱元璋，奏稱：“陛下竭吾所能，不強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留京百有一十日，俟所修書敘例略定，即乞歸家。朱元璋礙其名望太大，不敢過于勉強，行前宋濂贈詩曰：“不受君王五色詔，白衣宣至白衣還。”至家，易簀，急撰《歸全堂記》，擲筆而亡。史載楊維楨葬于松江干山，與好友錢惟善、陸居仁合稱三高士墓。干山位于松江縣西北機山東，相傳干將曾鑄劍于此，故名。另據今全堂村人相傳，楊維楨當葬于桐岡山，惜無史可查。死后，宋濂為他寫了《元故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志銘》。
【軼事】
二十歲時，楊維楨赴涌東從師求學，父不惜賣掉良馬，以充足其游學費用。楊維楨則節衣縮食，把錢多用于買書。學成歸來，父親見到楊維楨帶回《黃氏日鈔》之類一大疊書，欣喜地說：“這比良馬更難得!”
【性情】
楊維楨為人寬厚，與人交，無疑貳。對出身貧賤而有才德的人，禮之如師傅；對無才德的人，則即使是王公也白眼相對。平素樂道人善，尤不記人小過。特別是對學有長進的青年人，即使有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為批點，粘于屋壁，以示來客。遠近的人都稱道楊維楨是一個忠厚長者。楊維楨性格狷直，行為放達，導致仕途挫折，但不以此為意。
【思想】
他的思想比較復雜，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反叛傳統的“異端”傾向。肯定人性的“自然”，是其思想的核心價值范疇。他說：“堯舜與許由雖異，其得于自然一也。”（《自然銘·序》）意謂堯舜為圣人，許由作隱士，都出于自己的生活意欲，他們的選擇并無高下善惡之分。《贈櫛工王輔序》一文表達了同樣思想，認為無論是醫卜工賈，還是公卿大吏，謀生方式各異，但都有自己的生存意欲，所謂“耕雖不一，其為不耕之耕則一也”。他希望櫛工王輔明白，自己和“公卿大吏”一樣，大家都是為了吃飯，盡管方式不同，其間沒有貴賤的區別。強調“自然”，當然和《莊子》有關系，但在楊維楨這里，已經全然沒有避世和委曲求全的意識，而是用相當平淡的態度來看待人們在社會中的不同生活方式，表現出對自由的生活意欲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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