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分配不公
2010年“兩會”召開前夕，新華網開展了“你最關心的話題”網絡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分配不公問題在18個選題中位居第一。
“兩會”期間，分配不公問題也是代表委員們討論的一大熱點，成為議案提案涉及最多的問題之一。這從某種程度說明，分配不公問題已引起社會各方面高度關注，廣大群眾對解決分配不公問題、緩解目前過大的收入差距充滿期待。
收入分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關系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解決好分配不公問題，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的重要任務，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要求。
當前我國存在哪些分配不公現象?
公平，一般地講，反映的是人們追求利益分配合理性的價值理念。分配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
中國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傳統。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為實現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們曾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制度，人們之間收入差距不大，但趨于絕對的平均主義，挫傷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改革開放后，逐步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實踐證明，這一制度適合現階段國情，激發了社會創造活力，促進了社會財富的極大增加。
但也要看到，在人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現象，許多群眾對此反映比較強烈。
比如，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數據顯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為57．5％，比1992年下降10．8個百分點，而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卻呈快速上升趨勢。
比如，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據統計，從1997—2007年的10年間，勞動報酬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盡管這里面有統計口徑變化的影響，但總體而言，我國勞動報酬占比是呈逐年下降趨勢。有學者認為，當前初次分配中“強資本、弱勞動”趨勢不斷強化，勞動在各種生產要素中的地位不斷下降。
比如，壟斷行業收入畸高。一些行業憑借國家賦予的壟斷地位輕而易舉獲取高額利潤，并將其轉化為員工的收入和福利。而這些過高收入與員工的勞動貢獻和企業的真實業績并不相符。
再比如，一些不合理收入沒有得到有效規范。如一些單位私設“小金庫”，巧立名目濫發津貼補貼、非貨幣性福利等；一些行業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亂漲價；一些行業人員收受紅包、回扣、出場費等。這些被稱之為“灰色收入”、“隱性收入”的部分，往往難以統計，也難以納入收入調節范圍。
國際上通常把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標，一般認為，當基尼系數處于0．4—0．5，表示收入差距過大，超過0．5則意味著出現兩極分化。據有關方面測算，目前我國基尼系數約為0．47。對我國這樣一個典型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國家，雖然基尼系數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國居民收入差距，但我國目前收入差距過大已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由于個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貢獻高低造成的差距，這種差距是必然的、應該的，是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的表現，也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現。
因此，理解分配不公關鍵是要明確分配公平的標準是什么。在初次分配中，主要應看分配與勞動等各種生產要素的貢獻是否相稱，貢獻多則收入多，反之則收入少；在再分配中，主要應看政府是否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社會福利等手段對分配進行必要的調節；在三次分配中，主要應看高收人群體是否承擔社會責任，拿出部分財富幫助困難群體。
現階段分配不公問題原因何在?
對于當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現象，社會十分關注，要求改革分配制度的呼聲也很高。對此，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疑問：這些年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為什么不．公平感似乎還強了呢?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認真分析分配不公問題產生的原因。
有社會歷史的原因。分配不公看起來是近年年的事情，但實際上，有些是長期發展過程中積累下來的問題。比如，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就是導致城鄉之間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另外，由于自然、歷史等客觀條件形成的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也是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有體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目前我國還處于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有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體制機制還沒建立起來，而有些不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規則仍然存在，體制的不健全必然造成分配的不公平。同時，由于不同地區、領域、行業改革推進的先后和力度不同，因而享有的機會、占有的資源也不盡相同，就會導致利益分配的差異。
有相關政策不完善的原因。分配問題并不單單是經濟領域的問題，也受到很多方面政策的制約。比如，受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政策的限制，農民工在融入城市的過程中仍然面臨諸多問題：勞動權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基本社會保障欠缺等。比如，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對社會困難群體的保障力度不夠，保障覆蓋面窄、保障水平低。據統計，在城鎮就業人員中，養老、醫療保險參保率僅為62％和60％，農民工參加養老和醫療保險的不足20％和31％。
有分配制度改革滯后的原因。一次分配中，沒有明確國家、企業、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關系，沒有建立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國民經濟增長和企業利潤增長。二次分配中，沒有以制度形式明確各級財政用于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難以確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規模小，慈善捐贈的激勵機制、管理機制、監督機制等還不健全，對分配的調節功能有限。同時，分配的調節和監管不夠有效。比如，個人所得稅征收存在“逆向調節”的現象：2009年6300多億元的個稅中，工資、薪金項目占了40％以上，工薪階層成了實際的納稅主體；對某些“灰色”和非法收入也缺乏有效的監管。
此外，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人們的公平意識、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對公平的訴求日益強烈，因而對分配不公的感受更加強烈。一旦對分配不公現象有直接感受，或自身的權益受到侵害，人們就會通過各種渠道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呼聲，通過各種途徑爭取和維護自身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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