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約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編纂成書，據說是由儒家創始人孔子編定的。它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分為“風”、“雅”、“頌”三部分，都因音樂得名。“風”是地方樂調，收錄當時十五國的民歌；“雅”分大、小雅，多為貴族所作的樂章；“頌”是用于宗廟祭祀的樂歌。
附：《詩經》的特色和影響
《詩經》的特色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詩經》是以抒情詩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詩和《小雅》、《國風》中的個別篇章外，《詩經》中幾乎完全是抒情詩。而且，從詩歌藝術的成熟程度來看，抒情詩所達到的水準，也明顯高于敘事詩。而與《詩經》大體屬于同時代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卻完全是敘事詩。正如荷馬史詩奠定了西方文學以敘事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詩經》也奠定了中國文學以抒情傳統為主的發展方向。以后的中國詩歌，大都是抒情詩；而且，以抒情詩為主的詩歌，又成為中國文學的主要樣式。
第二，《詩經》中的詩歌，除了極少數幾篇，完全是反映現實的人間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經驗。在這里，幾乎不存在憑借幻想而虛構出的超越于人間世界之上的神話世界，不存在諸神和英雄們的特異形象和特異經歷（這正是荷馬史詩的基本素材），有的是關于政治風波、春耕秋獲、男女情愛的悲歡哀樂。后來的中國詩歌乃至其他文學樣式，其內容也是以日常性、現實性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總是文學的中心素材。
第三，與上述第二項相聯系，《詩經》在總體上，具有顯著的政治與道德色彩。無論是主要產生于社會上層的大、小《雅》，還是主要產生于民間的《國風》，都有相當數量的詩歌，密切聯系時事政治，批判統治者的舉措失當和道德敗壞。其意義雖主要在于要求維護合理合度的統治，給予人民以較為寬松、可以維持生存的條件，但這對于社會的發展，當然是有價值的。關心社會政治與道德，敢于對統治階層中的腐敗現象提出批判，應該說是《詩經》的優秀之處。但這個問題應該從兩方面來看。正像我們在前一節中舉例分析的那樣，這一種批評完全是站在社會公認原則的立場上的，在根本上起著維護現有秩序的穩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個人的欲望與自由。就以《相鼠》一詩來說，它可能是批評統治者荒淫無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評對“禮儀”的具有進步意義的破壞行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詩對于這兩種現象都是適用的。要說《詩經》這一特點對后世的影響，首先要說明：《詩經》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經過曲解而被強化了。本來不是直接反映政治與道德問題的詩，包括眾多的愛情詩，在漢代的《毛詩序》中，也一律被解釋為對政治、道德或“美”（贊頌）或“刺”（批評）的作品。因而，一部《詩經》，變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書。后代詩人繼承《詩經》關注社會政治與道德的特色，同樣應該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提倡這一特色，可以糾正文學過分趨向游戲和唯美傾向，發揚文學的社會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適當地過分強調這一點，也必然妨害文學的多樣化發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達。
第四，《詩經》的抒情詩，在表現個人感情時，總體上比較克制因而顯得平和。看起來，像《巷伯》批評“讒人”，《相鼠》批評無禮儀者，態度是很激烈的。但這種例子不僅很少，而且并不能說是純粹的“個人感情”，因為作者是在維護社會原則，背倚集體力量對少數“壞人”提出斥責。像《雨無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評的對象是多數人，則已顯得畏懼不安。至于表現個人的失意、從軍中的厭戰思鄉之情，乃至男女愛情，一般沒有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由此帶來必然的結果是：《詩經》的抒情較常見的是憂傷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后代的詩歌，也是以抒情——抒憂傷之情較為普遍。克制的感情，尤其憂傷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噴涌而出，一泄無余，而是委婉曲折，波瀾起伏。由此，形成了《詩經》在抒情表現方面顯得細致、雋永的特點。這一特點，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后來的詩歌。另外需要說到，盡管《詩經》的抒情一般比較平和，卻依然是真摯而動人的，而且也并非沒有明朗歡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詩經》中的所有作品都說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殺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愛情詩對人們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專制時代，當文學道德化傾向、說教傾向變得過度嚴重時，詩人們也會打出《詩經》的權威旗號，要求給感情以應有的、至少是適度的承認。明代詩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湯顯祖的《牡丹亭》中，深閨小姐杜麗娘誦讀《關雎》而產生對于愛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從內容、思想傾向、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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