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分：100分 時限：120分鐘
一、注意事項
1．申論考試是對應考者閱讀理解能力、綜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決問題能力、文字表達能力的測試。
2．作答時限：120分鐘。其中閱讀資料30分鐘，作答90分鐘。
3．仔細閱讀給定資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論要求”依次作答。
二、給定資料
1．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fā)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yè)農村發(fā)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明確“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
新生代農民工，也被稱為農民工“第二代”，主要是指“80后”“90后”農民工，他們目前占到農民工總數(shù)的60％，大約1億人。與他們父輩不同的是，“第二代”群體中有相當一部分，從小就出生并生活在城市或城郊。他們對城市生活較為向往，融入現(xiàn)代城市生活的愿望更加強烈。與他們父輩相比，新一代農民工少了與農村的血脈聯(lián)系以及對農村作為自己歸宿的認同，多了對融入城市的渴求和能力。這同時也令這一代人的境遇更加尷尬：退回農村，他們做不了合格的農民；融入城市，他們很難逾越橫亙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墻。客觀地看，他們既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農村人，也不是正宗的城市人。即便工作、生活在某個城市，他們的根仍不在這個城市，而處于城市社會的邊緣，是現(xiàn)實社會的一個邊緣階層。
2．廣州大學廣州發(fā)展研究院的一項調查顯示，80％～90％的老一代農民工把工資寄回家或帶回家，65％～70％新生代農民工則將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我打工時想蓋房，兒子一打工就買手機，怕吃苦、怕受氣、愛享受。”金堂縣竹篙鎮(zhèn)常樂社區(qū)39歲的農民工易遵尚這樣評價他剛加入農民工隊伍的兒子。易遵尚的兒子今年17歲，去年到成都打丁，結果沒到兩個月，就跑回家里不干了，原因是“太累、不適應”。在家里待了半年后，開始在竹篙鎮(zhèn)上為親戚賣貨，每個月1000多元。
過去在廣東打工時，易遵尚賺的錢八成都寄回家里，生活簡樸。兒子剛工作幾個月，就買了一部幾千塊錢的手機，看到表哥有筆記本電腦后，也想讓易遵尚給他買一臺。易遵尚認為，這是因為新一代農民工壓力沒有那么大了，家里的房子都蓋起來了，生活就沒什么負擔了。
23歲的廣東小伙何云山，現(xiàn)在東莞一家工廠做企管，基本工資1000多元。一到休息日，他就到職業(yè)介紹所，有時也上網瀏覽人才網站。他對工資的要求并不高，“和現(xiàn)在薪水一樣就行。就是想多嘗試一些工作、多點見識。”
來自廣西玉林的廖婉怡，在東莞打工，每個月薪水1．500多元。她平時不往家寄錢，“因為父母不要。”她說，父母在鄉(xiāng)下種菜種水果，有時候還在鎮(zhèn)上打短工，一年收入加起來有一兩萬元，加上現(xiàn)在農村也有社保，所以沒有什么后顧之憂。于是，廖婉怡便把大部分工資攢下，設想過幾年回家開服裝店。“我出來就是想長點見識，可不想一輩子打工。”她每次逛街都會留意街上的小店，看看有什么新鮮花樣，“這里比我家鄉(xiāng)時尚得多，回家開店時好多東西可以直接照搬。”
廖婉怡和何云山對工作環(huán)境的要求少“物質”多“精神”，“老板和善，工友好相處”，“環(huán)境寬松友好”，“工作緊張但不要太累，業(yè)余時間有文娛活動”等。他們更在意的，似乎是環(huán)境帶來的心理感受。
“原先工人找工作就是看工資高低，現(xiàn)在不但要問宿舍、食堂的環(huán)境，還要問工廠里有沒有娛樂設施。”賜昱鞋業(yè)(深圳)有限公司工會負責人楊詩勇說。
3．在前一天晚上看過CCTV《對話》欄目后，小鄺顯得有些亢奮，他好像獲得了某些啟示，亢奮的狀態(tài)保持到了第二天。“他們的年齡和我一樣，但他們都發(fā)財了。”小鄺說，他是在網吧里看的電視，里邊介紹了幾位1980年代生人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小鄺今年22歲，老家在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區(qū)農村。他很排斥記者所說的“第二代民工”，小鄺解釋說，他現(xiàn)在只是在廣州市東莞區(qū)“撈世界”，說不定哪一天自己也成為老板。
在成為“第二代民工”之前，小鄺一直都在想著怎樣才能發(fā)財。初中畢業(yè)后買彩票，開三輪摩托車載客，修車，現(xiàn)在是電焊工。“五一”回家，在家里待了兩天，就回東莞的工地了，原因是“老朋友都找不到，不知道干什么”。“我可不想當農民。活到現(xiàn)在，自己都沒有下過幾回地。”小鄺對農村沒有多大的眷戀，“如果沒有父母和老朋友在那里，我也不會想它。”小鄺說。
對于城市，他十分向往，染成淡黃色的頭發(fā)和左耳戴著耳釘是能透露出一些信息的。小鄺很坦誠地說，自己的人生觀還沒有十分成熟，“只有天知道我以后會作出什么樣的選擇”。小鄺一直想融入城市的生活，但現(xiàn)在還沒有實現(xiàn)，至少他心里是這么想的。“要想在城市居住。得有房子吧，得有相對固定的工作吧。”小鄺說，只有這樣，才能稱得上是城里人。小鄺的未來在哪里，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現(xiàn)在還那么年輕，請不要問我那么長遠的問題。”小鄺說，誰能保證自己的生活沒有轉機呢，“如果我哪一天發(fā)了財，看人們還認不認為我是農民工。”
對于要留在城市生活還是最終會回到農村，小鄺思考了很久說：“我還是選擇城市，但如果在結婚之前我還沒有賺到錢，說不定就回家結婚生子了。留下或者離開，底牌并不在我手中。”
底牌在誰的手中？小鄺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沒有歧視，如果沒有排斥，就算苦點累點我應該也能在城市站住腳，但誰知道呢？如果現(xiàn)在這種狀況沒有改變，我一輩子也都是農民的身份。等我發(fā)了財，無論如何也要買一個城市戶口……”
4．去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湖南的童方標所在的工廠好久未能發(fā)工資，他便向老板討薪。父親知道后大為緊張，不停打電話來勸：“算了吧，別惹事。別惹事！”“我不會像父輩那樣逆來順受，我會主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童方標說。
戚勇剛是重慶江北區(qū)勞動監(jiān)察大隊的隊長。在他看來，由于這一批農民工普遍有一定的知識文化，所以法律意識強，對事關自己的政策研究很透，一旦有侵害權益的事情出現(xiàn)，他們會馬上找到相關部門反映，而不會等到過年過節(jié)前去“臨時抱佛腳”；同時，他們在反映情況時，會把相關書面材料準備得十分仔細。工作人員據(jù)此辦理，以前要幾天甚至幾個月才能了解到的情況，現(xiàn)在一兩個小時就搞清楚了。
去年河南兩小伙的驚人事跡：孫中界在上海打工遭遇“釣魚執(zhí)法”憤而斷指明志，張海超開胸驗肺以證明自己工作中患上了“塵肺病”。兩人的名字上了新華社“2009年國內熱點人物掃描”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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