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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城詩歌與小說的復雜性和神秘性決不是簡單的評述所能湊效的。我總覺得顧城總是盡量用最少的詞語去抓住世界的本質。“言無言”，“言不盡意”，而這正好是接受者理解本文的天敵。因此。理解顧城總是依靠“悟”，經驗常性總是失靈。顧城詩歌中一直慣用的周易式語言，充滿神秘，也充滿哲理。在他的思想根抵深處，不是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的沖突，而是老莊式隱逸哲學與孔儒式有為哲學的尖銳對抗。他思想的全部復雜性體現在詩歌和小說中，也就體現在生命最后時刻的決絕和殘忍上。顧城過早地洞悉了死亡哲學。他能從鶯歌燕舞中看到魔鬼的面具，從微笑平靜中發現死亡的悲哀。這就使他與古老的幽靈在心靈深處對語，學會兒童式的反抗世界。他既覺悟，又迷惑;既果斷，又軟弱;既熱愛情欲享受極樂，又厭惡功名利祿.這所有的悖論并未逃出東方文化的氛圍，這便是顧城傾心于道家，又被曹雪芹的新人理想所牽制所導致的悲劇。如果顧城徹底傾心道家，他一定活得風流調悅。因為以他的天才，完全可以縱情山水，縱情聲色，葆真長生。道家最徹底之處就在于他們隱居山林，拋棄了一切世俗倫理，以長生永樂為根本目的，成仙得道為極境。顧城對情欲的狂歡體驗與自然本體論的哲學觀以及無為而為的處世方略都近乎道家。然而，他卻向往曹雪芹的紅樓幻境。他渴望實踐賈寶玉的生存哲學和生命理想，卻又放棄賈寶玉所特有的生存空間和物質資源。在道家的原始自然里實踐賈寶玉的女兒國理想，這正是顧城悲劇的總根源。本文以評判《英兒》為主導，兼顧他的詩歌，并力圖在東西方文化的雙重背景下討論顧城的生死哲學。

上、幻境與海島

顧城在中國本土完全可以實踐賈寶玉的生活理想，他那天縱之詩才足以使許多少女顛狂沉醉。徐志摩身畔仕女如云，胡適眼底倩女離魂便是明證。類似于顧城這樣的諸多男女在本鄉本土猶如王侯貴冑，卻都先后逃離鄉土去西方尋找極樂世界。由王子淪為貧民，其蕭條冷落可想而知，因為還不存在世界性的天才、天才從根本上說屬于他的民族。當然，在本土實踐賈寶玉式的理想所要作出巨大的犧牲，忍受的巨大痛苦也是我們庸常之輩所無法想象的。總之，顧城親近《紅樓夢》極有意義。可以說，盡管當代紅學專家如林，但真正賦予《紅樓夢》以現代意義的唯有顧城。在普通人看來，賈寶玉只是一個封建沒落的理想，我們無法在現代化社會去實踐賈寶玉的夢。顧城卻死死抓住這一點。“我想就《紅樓夢》而言，《紅樓夢》里有句名言是這樣說的: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鐘于女兒。須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物而已。”“我感到了永恒女性的光輝”“永恒的女性有一種光輝使我們的生活和語言有了意義，有了生命。”［1］近期一些評論，抓住顧城所欣賞的“女兒性”，認為顧城的生活理想是渴望自己是個女兒身。我以為這是一個深刻的誤解。賈寶玉斥責男子是“渣滓濁物”，決不包括自己。因為他自我感覺對女孩純潔真情而不帶污穢的功利目的。賈寶玉渴望與女性在一起，遠離賈璉之類，就是因為他享受到了純情的樂趣。因此，賈寶玉以及大觀園的諸姐妹們都有一個共同理想:即永遠不長大。這樣就可以永聚永樂。《紅樓夢》里的女兒性，只存系于公子與姑娘之間。賈寶玉有情且純潔，大觀園女兒才樂于與他相親相愛。其實，這些女兒們為了得到公子，使了多少手段，玩了多少心眼，耍了多少伎倆。只要思慮至此，所謂女兒性只不過是未成年的兒童之天真而已。顧城所渴望的就是賈寶玉這種女兒性之天真。現實無情粉碎了賈寶玉的幻夢，一個接一個悲劇終于使這種女兒性不復系存，最終只好遁入空門，那才是徹底的解脫。顧城也感到:“他并不是賈寶玉，沒有生活在大觀園里。”他既沒有賈寶玉的生活空間，也缺乏賈寶玉的祖輩蔭蔽。因此，為了實現這種幻境，他寄希望于海島。也就是說他渴望在西方文化環境中實現東方圣潔理想。他對世界懷有一種希望，他的絕望也就來得更為慘痛。逃往西方的中國人幾乎很少仍依賴東方生活倫理，他們都極快地適應并實踐著西方生存哲學。“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顧城因此只能成為一個東方的悲劇流浪者·，流浪異邦并葬身異邦。只要細讀《英兒》，你會很快找到這樣一個主題句—“在沒有人的地方。”這是顧城發自內心的空間渴望。這一簡單的狀語短句在小說中不斷呈現。“在沒有人的地方”，意味著對他人的回避，意味著逃離城市人群，意味著對生存世界的恐懼并力圖劃清界限。作為詩人，尼采就這樣呼喊:“我愛山林，在城市里住是不好的，那里太多縱欲敗度的人們。”［2］尼采的存在論思考正可以視作一個后現代問題，正可以視作一個關于自由的闡釋。在這異化了的物欲世界，如何葆有一種純潔的精神和自由天性，這是先鋒詩人所無法回避的，顧城的血性使他不可能選擇刺客式的反抗，他的血性指引他遁入到古代隱逸哲學理想中去。可是，這種田園隱逸的哲學恰好是技術和物欲至上的時代及權大社會所極力摧毀的。顧城的浪漫天性使他成了“多余的人”和“不合時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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