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 世紀80 年代開始，金融動蕩發生越來越頻繁，1987 年華爾街股市崩潰、1992 年的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7 - 1998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 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美國開始進行金融監管改革，2011 年爆發的歐洲債務危機，直接影響到全球股市、期貨市場、原油價格等各個方面。為了防患于未然，我們需要學習和借鑒國際金融監管改革內容和理念，逐步完善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
一、金融危機下國際社會金融監管改革。
金融衍生品和虛擬資本的無限擴張以及信息分享機制不暢給金融監管帶來的障礙，2008 年美國的次貸危機促使美歐各國探尋和建立新的金融監管框架和規則。
( 一) 《巴塞爾協議Ⅲ》。
受到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直接催生，巴塞爾委員會2010年通過了《巴塞爾協議Ⅲ》，新的巴塞爾協議影響了銀行的經營模式和發展戰略，成為全球銀行業監管的標桿，引發國際金融監管準則的調整和重組。為了創造出更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協議主要做了以下修改： 第一，提高銀行最低資本要求，增強資本質量; 第二，提出新的計量指標，加強流動性風險管理; 第三，設立“資本防護緩沖資金”，提高整個銀行業在危機中的恢復能力; 第四，引入杠桿率指標，把控銀行風險敞口。
( 二) 美國金融監管框架改革。
美國的金融監管模式是“兩級多頭式監管”，中央和地方兩級都擁有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權力，多個履行金融監管職能的機構對金融行業進行分業監管。在次貸危機的影響下，2010 年 7 月，美國通過了《金融監管改革———新基礎： 重建金融監管》的改革方案，其對金融監管制度的調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 1) 組建聯邦級的金融服務監管委員會 ( FSOC) ，負責識別和防止影響金融體系穩定的系統性風險，促進各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 2) 組建全國保險監管局( ONI) ，主要履行保險行業的監督、咨詢、建議和信息交流等職責。( 3) 成立全國銀行監理署( NBS) ，負責對所有聯邦特許存貸款機構、外國銀行實施審慎監管。( 4) 成立消費者金融保護署( CFPA) ，將原先分散在不同監管部門的消費者保護職責予以歸并，統一執行保護消費者權益職責，對金融產品提供機構進行檢查，對損害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金融機構和市場行為實施處罰。
二、我國金融業面臨的問題。
( 一) 金融行業經營模式的變化。
中國加入 WTO 之后，金融行業逐步對外開放，隨著競爭的加劇，中國金融行業分業經營的模式業也開始帶有一定的混業特征。
首先，監管當局對金融分業經營的政策進行了適當調整，一個金融企業的法人機構同時經營銀行、證券、保險其中兩種或兩種以上業務。1999 年 8 月，中國人民銀行制定并頒布了《證券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管理規定》和《基金管理公司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管理規定》，符合條件的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獲準進入銀行間同業市場。同年 10 月，中國證監會和中國保監會又一致同意保險基金進入股票市場。2000 年 2 月，中國人民銀行與中國證監會又聯合發布了《證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符合條件的證券公司獲準以自營的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券作為抵押，向商業銀行借款。2001 年 6 月，人民銀行發布《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暫行規定》，明確商業銀行在經過人民銀行批準以后，可開辦代理證券業務、金融衍生業務、投資基金托管、財務顧問等投資銀行業務以及代理保險業務。其次，金融控股集團內部的子公司混業經營，即一個金融集團或者非金融集團通過控股或設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集團內部提供銀行、證券、保險等多種金融服務。混業經營在提高金融企業自身競爭力的同時，增加了監管的難度。
( 二) 金融創新的發展。
各家商業銀行紛紛開展金融衍生業務、投資基金托管業務、代理證券業務、代理保險業務以及投資銀行業務，這些業務本身來源于證券業和保險業，“銀證通”、“銀券通”等銀行業務品種的使用使得大眾通過銀行網絡就可以直接進行證券投資。保險企業的創新金融產品、混業經營的勢頭尤其明顯，新的涉及多個金融業務領域的保險產品不斷涌現，如投資聯結保險就橫跨保險業和證券業兩大金融業務領域。
三、金融監管體制的完善。
( 一) 中國當前的金融監管體制。
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除了四大國有銀行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外，基本不存在其他金融機構，1986 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初步明確了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當局的職責，此時的金融監管模式是一種單一監管模式。隨著經濟的發展，信托、證券、保險在內的各種金融機構相繼建立，并逐漸形成了混業經營狀況，分業監管的模式逐漸確立。1992年，中國證監會成立，將證券監督管理職能從中國人民銀行分離出來，依法對全國證券市場進行統一監管，證券機構的審批仍由中國人民銀行負責。1993 年底國務院公布的《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是分業監管模式形成的政策基礎，該決定要求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和信托業實行分業管理。1998 年中國保監會的成立，將保險業監管職能從中國人民銀行分離出來。2003 新設立的中國銀監會取代中國人民銀行成為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監管，負責對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進行統一監管。中國人民銀行的職能轉變為“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不斷完善有關金融機構的運行規則，更好地發揮作為中央銀行在宏觀經濟調控和防范與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中的作用”。在分業監管體制下，多重監管機構之間難于協調，可能引起“監管套利行為”，即被監管對象有空可鉆，逃避監管。并且分業監管體系基于金融機構的分類進行個別監管，實質上是對金融市場的分割，這種分割增加金融體系的成本，阻礙了資金的自由流動。
為了對金融市場進行統一、高效的監管，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于 2004 年簽署了金融監管分工合作備忘錄，建立了“監管聯席會議機制”，進一步明確了各自的職責分工。銀監會負責統一監督管理全國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信托投資公司及其它存款類金融機構，證監會依法對全國證券、期貨市場實行集中統一監督管理，并履行相應職責，保監會統一監督管理全國保險市場，維護保險業合法、穩健運行。備忘錄建立了信息搜集與交流制度，具體包括以下幾點： 其一，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分別向其監管對象收集信息和數據; 其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應密切合作，就重大監管事項和跨行業、跨境監管中復雜問題進行磋商，并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需定期交流的信息由三方協商確定; 其三，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應互相通報對其監管對象高級管理人員和金融機構的處罰信息; 其四，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應建立對外開放政策的交流、協調機制，并互相通報在有關銀行、證券、保險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中的活動信息和觀點。
( 二) 中國金融監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1、確定適度監管原則。
我國目前金融監管存在監管不足和管制過度并存的現象，金融法治帶著明顯的行政主導性，適度監管原則要求金融監管機構不能干涉金融機構的經營決策權和金融自主權，要通過制度和規則使金融機構得以穩健經營，只有當金融機構出現信用危機等嚴重問題時，才對其采取某些強制措施。為達到這一目標，金融監管法治要完成由政府主導型向市場
主導型的轉化。
2、完善金融監管模式。
從巴塞爾委員會 2010 年通過了《巴塞爾協議Ⅲ》以及美國2010 年通過的《金融監管改革———新基礎： 重建金融監管》的改革方案可以看出，當前的國際金融監管更注重控制風險，保證金融市場的穩定。各國對金融行業監管體制的變化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程度的綜合監管。
中國“一行三會”式的監管框架經過多年實踐，相互間競爭越來越突出，協調卻日益欠缺。雖然有三大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管聯席會議機制”，但該機制只是在現行金融業分業監管體制下加強金融監管協調的權宜之計，缺乏國家層面的法律支持，聯席會議做出的決定強制力和權威性不夠。因此，在改革目標上應逐步將分業監管模式轉變為綜合型監管模式。在機構設置上可借鑒以美國，考慮組建隸屬于國務院的金融監管部門，負責識別和防止影響金融體系穩定的系統性風險，促進各監管機構之間的合作。以目前的監管模式，各監管機構之間信息很難共享，國務院設立的金融監管部門要負責對信息進行收集、整理，保證各監管機構的信息溝通、共享。
金融監管內容應從合規性的機構性監管向合規性與風險性監管并重的功能性監管轉變，加強事前預警防范。銀行業作為整個金融行業的主體，應參照《巴塞爾協議Ⅲ》新修訂的監管準則作出相應的調整。對證券業及保險業，由于這類行業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特點，要重點加強對消費者和投資者的保護。
3、加強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
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反映，隨著資本的國際流動不斷加快，金融風險在國家之間相互轉移、擴散，單憑以國別為基礎的金融監管不足以控制風險。目前國際社會調整國際金融監管的有關規范主要有三類： 一是巴塞爾體制下對國際銀行監管的國際協調與合作，中國在 2009 年成為巴塞爾委員會成員國; 二是 WTO 的《金融服務貿易協定》，該協定1999 年3 月開始生效，這意味著在金融服務領域要逐步實施自由化，WTO 在未來的金融監管協作與合作中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是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該組織由世界銀行和美洲國家發起，開始的宗旨是幫助發展拉美市場，1983 年，該組織正式成為全球性組織。
該組織的宗旨是： 通過交流信息，促進全球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各成員組織協同制定共同的準則，建立國際證券業的有效監管機制，以保證證券市場的公正有效; 并共同遏止跨國不法交易，促進交易安全。中國證監會在國際證監會組織 1995 年的巴黎年會上加入該組織，成為其正式會員。
參與金融監管的國際合作對于我國來說有兩個好處，一是吸收國際金融監管的先進理念不斷完善我國金融監管制度，使我國的金融監管逐步邁入國際化的軌道; 二是進行國際金融監管的合作，參與國際金融秩序的制定，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維護本國的利益，加強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風險。基于此，隨著區域經濟體的發展，我國還應積極加強與東亞鄰國、東盟等區域組織及其成員的金融監管合作，促進雙方監管當局的信息共享，防范區域內金融危機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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