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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開始于公元581年文帝楊堅廢黜北周靜帝宇文闡自立，結束于公元618年煬帝楊廣在江都兵變中被殺，凡傳二世，歷38年，都于長安。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而又特殊的階段。唐朝開始于公元618年高祖李淵稱帝，結束于公元907年朱溫廢黜哀帝李枧建立后梁政權，凡傳21帝，歷290年，都于長安。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史上的鼎盛時期，同時又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

第一節    隋唐政治

隋朝的統一

北周末年，統治集團分裂，大權落人楊堅手中。楊堅(541～604年)祖籍華陰(今陜西華陰東)，世居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據說是漢代士族弘農楊氏的后裔。楊堅的父親楊忠是北朝顯貴，西魏時為十二大將軍之一，賜姓普六茹氏，北周時官至柱國大將軍，封隋國公。楊堅繼承了父親的爵位，其女又是宣帝宇文贄的皇后，官居大司馬、上柱國，在朝廷中地位顯赫。大成元年(579年)，宣帝傳位于其子宇文闡，改元大象，是為周靜帝。次年五月，宣帝死去，靜帝年方8歲，楊堅以左大丞相、都督內外諸軍事的名義總攬朝政，先后平定了相州(治今河南安陽南)總管尉遲迥、鄖州(治今湖北安陸)總管司馬消難、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總管王謙發動的武裝反抗，并消滅了宇文氏諸王，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大定元年(581年)二月，楊堅代周自立，國號隋，仍都長安，建元開皇，是為隋文帝。

隋朝建立以后，北方的社會經濟日益發展，政治和軍事實力迅速增強，與南方相比，形成了明顯的優勢；與此同時，民族大融合的實現，消除了造成分裂的民族因素；尤其是楊氏取代北周，建立漢政權，減弱了南北雙方的相互仇視。南北均勢的打破，民族矛盾的緩和，使統一成為歷史的必然。

開皇七年(587年)，隋文帝征后梁蕭琮入朝，結束了這個傀儡政權在江陵的統治。次年，隋文帝以晉王楊廣為統帥，率九十總管之兵51．8萬人，兵分八路，大舉進攻南陳。這時的南陳，國勢日衰，君驕臣佞。后主陳叔寶自信“王氣在此”，以為憑借長江天險便可高枕無憂，因此并未做認真抵抗的準備。589年，隋將韓擒虎、賀若弼分別在采石、廣陵渡江，輕而易舉地攻下了建康，俘虜了陳后主，南陳亡。至此，中國結束了自西晉末年以來持續了270余年的分裂局面，重新歸于統一。

隋朝的統一，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為中國封建經濟文化的進步與繁榮奠定了基礎。科舉制魏晉以來，門閥士族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他們把持朝政，壟斷仕途，為維護自身的政治特權，推出以門第、“閥閱”為核心的九品中正制，作為朝廷任用官吏和選拔人才的一種制度。隨著南北朝以來封建經濟的發展，中小地主與富裕農民的數量日益增多，他們要求打破門閥士族的限制，在政治上得到發展。這一要求與隋朝打擊豪強地主，加強中央集權的政策正相吻合。

開皇年間(公元581～600年)，隋文帝廢除了門閥士族操控選拔官僚的“九品中正制”，代之而起的是以考試選士的科舉制度。開皇三年，文帝“詔舉賢良”。開皇七年，又令“諸州歲貢三人”。開皇十八年，“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并以志修謹、清平干濟二科舉人”。實際上這些操作，在運行過程中存有很多流弊，一是負責甄拔的官員不免主觀徇私；二是標準抽象難以把握，由此常引起糾紛。到隋煬帝時，不得不進行改革，“始建進士科”，并按十科舉人。明經、秀才、進士三科的相繼設立，標志著科舉制度的確立。

科舉取士下的選官制度，比較重視才學，而不看重門第，為一般庶族地主參政創造了條件，反映了士族衰落和普通地主向上發展的趨勢。此制產生后，把讀書、應考和做官三者聯系起來，成為以后士人仕進的必由之路。通過分科考試的方式，以才選人，可以把更廣泛的地主階級中的人才網絡到官僚集團中來，從而擴大了中央政府的統治基礎，對封建專制中央集權的鞏固起了很大作用。科舉取士一經產生，便成為選拔官員較為公平、合理的，種制度。它是中國古代官員選拔制度的重大改革，它不僅進一步完善了隨王朝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而且不同程度影響到整個中國封建社會中后期歷朝的官制。以后，歷代王朝遂相沿襲，并不斷對其進行充實與完善，中國古代官吏的選拔制度由此發生了巨大變化。

唐太宗和“貞觀之治”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的“玄武門之變”后，六月七日，李世民被立為太子。同時，唐高祖下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后奏聞”，被迫交出實權于太子。八月八日，高祖禪位于李世民，自己尊為太上皇。八月九日，李世民登基于顯德殿，是為唐太宗。次年改元為貞觀元年。唐太宗是我國歷史上具有政治遠見的帝王，在位期間，居安思危，勵精圖治，為唐朝封建經濟的繁榮和國家的強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唐太宗目睹了隋朝在農民起義打擊下傾覆的過程，盡悉隋煬帝的殘暴和社會的積弊。因此，他即位后時時以亡隋為戒，常與大臣們議論古今，商榷政事，總結歷史經驗，人稱“貞觀君臣論政”。論政使他們認識到，一個政權如果過度暴虐，人民無法忍受，就必將被人民推翻。為了維護李唐王朝的長治久安，唐太宗時常告誡太子和臣僚：“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唐太宗還總結出一條重要的統治經驗，即“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基于這些以及等等其他認識，他們確定了“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施政方針。據此，以唐太宗為首的統治集團，為穩定社會秩序，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諸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加以唐太宗知人善任，“從諫如流”，從而形成封建社會中少見的良好政治空氣。唐太宗兼聽納下，權衡得失，糾正錯誤，修明政治，這對封建帝王來說是難能可貴的。唐太宗統治23年，政治上比較穩定，開明的作風是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