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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歷史的轉折真理標準的討論

粉碎“四人幫”以后，人們要求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錯案進行平反，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然而，當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即“兩個凡是”的方針。

由于指導思想上“兩個凡是”方針的嚴重束縛，使當時黨和國家的工作在總體上仍處于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各方面工作仍然缺乏人們迫切需要的那種朝氣和生機。不推倒“兩個凡是”，思想路線不端正，就不可能進行全面的認真的撥亂反正，就不可能徹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混亂，共和國就不可能擺脫困境，打開新局面。胡耀邦針對10年“文革”造成的混亂，1977年5月7日，他在全校整風會議的講話中提出，要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是非“重新顛倒過來。”在胡耀邦的支持和審定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了由南京大學胡福明和多位理論工作者經過反復修改寫成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新華社全文轉發全國。次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隨后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報紙也陸續轉載。這篇文章從理論上根本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同時指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這在全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許多黨員、干部支持和擁護這篇文章，由此引發了一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這次討論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這就打破了長期以來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束縛。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為全面的認真的撥亂反正，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為開辟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作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

經過兩年多在徘徊中前進，歷史已經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關頭，迫切需要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根本上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在鄧小平的強有力的推動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這一偉大的歷史性轉折。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全會召開以前，先舉行了為期一個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前，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決定，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先用兩三天的時間討論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它為全會實現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轉折奠定了重要基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沖破了長期“左”的錯誤的嚴重束縛，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徹底否定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口號；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全會恢復了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優良傳統，還決定撥亂反正，并審查和解決黨內一批重大冤假錯案，以及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

全會還作出了一系列具有深遠影響的重大決定：鑒于全國范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1979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全會決定在黨的生活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加強民主，明確黨的思想路線，加強黨的領導機構和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粉碎“四人幫”后兩年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了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全面撥亂反正，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揭開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序幕。以這次全會為起點，中國進人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