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東漢詩人辛延年的《羽林郎》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余。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膾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后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賞析羽林郎，漢代所置官名，是皇家禁衛軍軍官。詩中描寫的卻是一位賣酒的胡姬，義正辭嚴而又委婉得體地拒絕了一位權貴家豪奴的調戲，在《陌上桑》之后，又譜寫了一曲反抗強暴凌辱的贊歌。題為《羽林郎》，可能是以樂府舊題詠新事。 則馮子都既是霍光的家奴頭，又是霍光的男寵，自非尋常家奴可比，但《羽林郎》分明是辛延年諷東漢時事，說“霍家奴”，實際上是借古諷今，如同唐人白居易《長恨歌》不便直寫唐明皇，而說“漢皇重色”一樣，在古詩中是常見的手法。清人朱乾《樂府正義》中認為：“此詩疑為竇景而作，蓋托往事以諷今也。”后人多從其說。竇景是東漢大將軍竇融之弟，《后漢書·竇融傳》：“景為執金吾， 襄光祿勛，權貴顯赫，傾動京師，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緹綺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強奪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仇。……有司畏懦，莫敢舉奏。”與詩所寫的惡奴“依倚將軍勢”，又混稱“金吾子”，極為相似，當是影射竇景手下的“奴客緹騎”（執金吾手下有二百緹騎，相當于后代的皇家特務）。“酒家胡”，指賣酒的少數民族女子，因兩漢通西域以來，西域有居內地經商的人。 “胡姬年十五”以下十句，極寫胡姬的美貌俏麗。緊承上文“酒家胡”而言“胡姬”，修辭上用頂真格，自然而又連貫；情節上則是欲張先馳，撇開惡奴，倒敘胡姬，既為下文惡奴垂涎胡姬美色做鋪墊，也為下文反抗調戲的緊張情節緩勢。在急處先緩，才能形成有弛有張、曲折有致的情節波瀾。年輕的胡姬獨自守壚賣酒，在明媚春光的映襯下越發顯得艷麗動人：她內穿一件長襟衣衫，腰系兩條對稱的連理羅帶，外罩一件袖子寬大、繡著像征男婦合歡圖案（例如鴛鴦交頸之類）的短襖，顯出她那婀娜多姿的曲線和對美好愛情的追求。再看她頭上，戴著著名的藍田（長安東南三十里）所產美玉做的首飾，發簪兩端掛著兩串西域大秦國產的寶珠，一直下垂到耳后，流光溢彩而又具有民族特色。她那高高地挽著的兩個環形發髻更是美不勝言，連整個世間都很罕見，不用說她整個人品的美好價值無法估量，單說這兩個窈窕的發髻，恐怕也要價值千萬。這是夸張其美貌價值，因為“論價近俗，故就鬟言，不欲輕言胡姬也。”（聞人倓《古詩箋》）也是一種以局部概括全體的借代手法，清代沈德潛《古詩源》評論這兩句說：“須知不是論鬟。”以上從胡姬的年齡、環境、服裝、首飾、發髻各方面著力鋪陳、烘托胡姬的美貌艷麗，而又緊扣其“胡人”的民族風格，因而描寫不流于一般。運用了白描、夸張、駢麗、借代等多種手法，與《陌上桑》有異曲同工之妙。 經過這段風光旖旎的描寫之后，詩人筆鋒一轉，改寫第一人稱手法，讓女主人公直接控訴豪奴調戲婦女的無恥行徑。“不意”承上啟下，意味著情節的突轉，不測風云的降臨。“金吾子”即執金吾，是漢代掌管京師治安的禁衛軍長官。西漢馮子都不曾作過執金吾，東漢竇景是執金吾，但不屬于“家奴”，故此處稱豪奴為“金吾子”，是語含諷意的“敬稱”。“娉婷”，形容姿態美好；這一句指豪奴為調戲胡姬而作出婉容和色的樣子前來酒店拜訪，他派頭十足，駕著車馬而來，銀色的馬鞍光彩閃耀，車蓋上飾有翠羽的馬車停留在酒店門前，徘徊地等著他（“空”，這里是等待、停留的意思）。他一進酒店，便徑直走近胡姬，向她要上等美酒，胡姬便提著絲繩系的玉壺來給他斟酒；一會兒他又走近胡姬向她要上品菜肴，胡姬便用講究的金盤盛了鯉魚肉片送給他。惡奴要酒要菜，是為大擺排場闊氣；而兩次走近（“說”即近意），則已露動機不純的端倪。在他酒酣菜飽之后，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欲火，漸漸輕薄起來，公然對胡姬調戲：他贈胡姬一面青銅鏡，又送上一件紅羅衣要與胡姬歡好。今人對“結”字有多解：或解為“系”，把青銅鏡系在胡姬的紅羅衣上；或解作“拉拉扯扯”；俞平伯先生解為“要結之結，結綢繆、結同凡之結”（意思是結下男女結合的關系和纏綿的戀情）。分析詩中的句法及上下文情理，俞平伯的說法更為貼切。以上十句是第三層：寫豪奴對胡姬的垂涎和調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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