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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多年的今天，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黨和國家工作方針政策法治的人性化，各類體制的改革新變化，人們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大變化。但在人們生活水平質量得到有效提高的同時，社會矛盾糾紛隱患也日趨出現，那些不安定因素常常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因素。

(一)2008年的群體性事件

貴州甕安事件。由于該縣女學生李樹芬溺水身亡，其家人對公安機關的“自殺”鑒定結果不服。6月28日，死者家屬在甕安縣城游行，大量群眾聚集圍堵縣政府，后轉變為突發群體性暴力事件。甕安縣委、縣政府、縣公安局等160多間辦公室、42輛警車等交通工具被燒毀，150余人受傷，直接經濟損失1600多萬元。

云南孟連事件。該縣勐馬鎮膠農因橡膠林產權歸屬一事多次與當地橡膠公司發生爭執和沖突。7月19日，勐啊村5位膠農被警察強行帶走，數百名村民手持器械，與警察發生激烈沖突。警察被圍困達11個小時，2名群眾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眾受傷，9輛執行任務車輛不同程度損毀。

甘肅隴南事件。因對隴南市行政中心搬遷存有疑慮，11月17日，當地30多名拆遷戶集體到市委上訪，隨后大量群眾聚集圍堵市委大門，并轉變為打砸搶燒的突發群體性暴力事件。這起事件共砸燒房屋110間、車輛22輛，市委大院各單位辦公設施及其他損失503．8萬元。

出租車罷運事件。11月3日，重慶市主城區8000多輛出租汽車全城罷工。7日，湖北省荊州市數百輛的士集體停駛。10日，海南省三亞市上百名出租車司機停止營運。同一天，甘肅省蘭州市永登縣上百輛出租汽車集體罷運。18日，部分“掛靠”在云南大理交通運輸集團的個體客車司機集體罷運，造成大量乘客滯留，全州的縣際客運秩序一度瀕臨癱瘓。20日，廣東汕頭1000多輛出租車罷運。

此外，發生在年內的群體性事件至少還包括：陜西府谷縣警民搶尸事件、廣東惠州騷亂事件、云南麗江環保糾紛事件、川渝9～10月教師罷課事件、湖南吉首非法集資事件、重慶巫溪車禍事件、河北廊坊鐵路征地事件、江西銅鼓縣山林糾紛事件、深圳寶安區對講機砸人事件、湖北武漢下崗職工上訪事件、重慶開縣村民煤礦沖突事件、廣東東莞勞資糾紛事件……

(二)引發群體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當今，隨著各項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工作力度的不斷加大，各類新情況、新問題相互交織，一旦處理不當，就會引發矛盾糾紛，影響層次深或涉及范圍廣的矛盾糾紛隱患若得不到及時化解，就容易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說起來，容易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

1．體制機制轉換和利益格局調整，導致部分群體心態失衡，這是產生群體性事件的深層次原因

當前，改革正在向縱深推進，新舊體制矛盾交織凸現，體制機制轉換、利益格局調整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直接或間接影響部分人的利益。在這樣的新形勢下，人們的舊思想和舊觀念受到沖擊，思維方式發生巨大變化。其中一部分人的思想觀念難以適應形勢發展，出現了因利益失衡而產生的心理失衡，這一失衡直接導致思想方式的失衡和行為規范的失衡。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一些人對分配不公、不正當致富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情緒。當弱勢群體的利益受到損害或忽視時，他們極易產生相對剝奪感，不滿和對抗情緒往往以群體性事件的形式表現出來。

2．官僚主義作風和腐敗現象嚴重，導致干群關系緊張，這是引發群體性事件的根本原因

有些基層干部在辦理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事務時，決策隨意，方法簡單，態度粗暴，工作不具體、不到位，出現矛盾時處理不及時，對群眾的合理要求推諉扯皮、敷衍塞責，使小矛盾釀成大矛盾，最后釀成群體性事件。有些基層干部不依法行政，不依規辦事，有時以行政命令替代法律程序，有時以違規的強制手段替代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引起群眾強烈不滿。有些基層干部在兌現政策時，存在暗箱操作的情況，政務公開不透明，人民群眾意見很大。有些基層干部為了所謂的政績，違背科學發展觀，脫離實際，不顧民意，硬性推行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形象項目”，人民群眾十分反感。有些基層干部蛻化變質，貪污腐化，違法亂紀，嚴重影響黨和政府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導致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和行為的極端化。

3．群眾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受到侵犯，導致群眾利益受損，這是釀成群體性事件的直接原因

這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農村土地征用中，補償金偏低、征地手續不齊全、補償費用不到位、補償分配不合理、失地后農民生活無著落；城鎮房屋拆遷中，補償標準低、政策不透明、補償標準不一致；一些非公企業中，企業主任意壓低、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資，不繳或少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賠償不到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矛盾時，政府部門往往重經濟輕環境，致使一些地方環境受到嚴重污染，影響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產生活，等等。群眾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受到侵犯，極易引起群體性事件。

4．群眾自我保護意識增強與其自身的法律素質之間的異步，導致維權行為失控，這是形成群體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推進和社會主義法制的日益完善，人民群眾依法辦事的自覺性有所提高，自我保護意識增強。但不少群眾對法律法規了解不深，理解不透，有的甚至斷章取義，為我所用，片面強調法律法規中有利于自己的一面。也有一些群眾由于法律意識淡薄，不知道或不愿意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問題，當群眾之間、上下級之間出現利益摩擦或糾紛時，存在“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快鬧快解決”的錯誤心理，誤以為聚眾鬧事、集體上訪可以對領導造成壓力，能較快解決問題，使本來能通過法律程序或者其他方式得到解決的矛盾演化成群體性事件。

(三)群體性事件的特點

當前，大多數群體性事件與社會轉型、經濟接軌和利益調整密切相關，主要呈現以下幾個明顯特點。

1．主體廣泛

一起群體性事件，往往聚集參與的人數少則十幾人、幾十人，多則上百人。而且，群體性事件參與的人員十分復雜，各個階層人員都有，有失地農民，房屋被拆遷居民，非公有制企業的權益受損職工，環境污染受害者，“社辦廠”的退休老工人，農村“赤腳醫生”，軍轉干部，志愿兵，出租車司機，個體私營業主等。

2．權益性突出

每起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共性的問題都是與權益息息相關，有的涉及經濟利益，有的關系民主權利。人民群眾非常重視自身的權益，當權益得不到有效保護或解決時，他們往往在信上不信下、信大不信小、信多不信少、信鬧不信息的偏差思想支配下，聚集一起，群體上訪，希望通過過激的行為來解決、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3．組織化程度高

近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中，大部分是有組織的，事件的聚散進退直接受指揮者和骨干成員的控制和影響。一些參與人數多、持續時間長、規模較大的群體性事件往往事先經過周密策劃，目的明確，行動統一，甚至出現跨地區、跨行業的串聯活動。有的還集資上訪，尋求媒體支持。

4．行為偏激

這主要表現在：一是沖擊黨政機關，擾亂辦公秩序。為了迫使政府和有關部門解決其問題，許多群眾較多地采取在政府機關和有關主管部門辦公場所前聚集、靜坐的做法，少數群眾情緒激烈，強行沖擊政府機關，有的甚至還以自殺相威脅，嚴重危害社會穩定。二是堵塞交通，給國家和社會造成損失。三是惡意散布謠言，破壞黨群干群關系，影響黨和政府形象。因此，盡管群體性事件當事人的請求大多是與自身物質、經濟利益有關，但如果不及時處理，被敵對勢力煽動、利用，極易演化成政治性矛盾，后果不堪設想。

5．處置難度大

由于群體性事件產生的原因很多，有時一件群體性事件中多種矛盾相互交織，加上涉及的人數眾多，因此，處理解決的難度相當大。而且，多數群體性事件的參與者提出的要求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常采取不合法的方式，合理要求與不合法行動、無理要求與非法行動相互交織，多數人的人民內部矛盾與少數人的嚴重違法行為混在一起，如果處理不當，局部問題就可能影響全局，非對抗性矛盾就可能轉化為對抗性矛盾。

(四)處置群體性事件面臨的困難

近年來，在各地黨委、政府的領導下，成功地處置了所發生的群體性事件，有力地維護了社會穩定。但由于受各種因素的制約，在處置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從實踐中看，最主要的有如下兩點：

一是領導機關的急于求穩，只要一發生群體『生事件，領導機關首先想到的是穩，要求公安機關盡快將人群疏散，領導不滿意，而強疏散人群又激化了群眾與公安機關的矛盾，轉而使群眾的苗頭指向了公安機關。

二是主管部門處理力度不夠，在處置群體性事件中，公安機關的責任就在于維持秩序，防止別有用心的人趁機而破壞，而解決具體問題則是主管部門的責任。但是在處置工作中，一些主管部門推脫搪塞，不能認真對待群眾，不能妥善解決問題，從而導致事態不斷擴大，矛盾不斷激化。而這些又都屬人民內部矛盾，公安機關絕不可能采取強制措施，一些領導及主管部門因而指責公安機關力度不夠。這也是處理群體性事件中最難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