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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暴力襲警八大原因

原因一：目前社會處于轉型時期，各階層利益大調整，各種社會矛盾積聚，公安機關及其民警為了維護社會秩序、保持治安穩定，自然就處于風口浪尖之上。一線民警在處置下崗工人、城市拆遷戶、上訪戶、打工人員等群體的過激行為時，遭遇暴力抗拒的情形增多不可避免。

原因二：民警進行盤查、查驗證件、傳喚拘捕、使用武器警械等執法活動時，缺乏全國統一的、有法律強制力的裝備配置、執法語言和執法動作方面的具體規范。

原因三：近年來對公安機關文明服務形象的宣傳和民警執法權神圣不可侵犯的宣傳之間，發生了比例失衡。

原因四：公安基層單位受到的牽制較多，少數領導患得患失，致使一些暴力抗法者得不到應有的懲處，助長了暴力抗法者的氣焰。

原因五：對警察正當行使防衛權的行為存在苛求的現象。

原因六：部分民警缺乏培訓，查緝戰術差，敵情觀念差。

一些公安機關訓練不足，部分民警執行出警、巡邏盤查任務時，沒有警惕性，大大咧咧，不懂得掩護配合，沒有及時請求支援等等。如果每次將盤查對象假定為持槍嫌疑人，民警將會始終保持主動，避免傷亡。

原因七：一些基層公安機關及其民警不善于運用法律武器向侵權的違法犯罪嫌疑人索賠。

對公訴案件涉案人員，民警不善于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索賠經濟損失。涉案人員砸壞警車造成財產損失的，公安機關一般只向財政部門申請撥款重配，常常沒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意識；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公安機關或者民警不善于在訴訟時效內提起民事訴訟索賠經濟損失。有的時過境遷想訴訟索賠時，早過了訴訟時效。

原因八：基層公安機關警力嚴重不足，出警或巡邏時人數過少，也是暴力抗法者有恃無恐的原因之一。

(二)對襲警的錯位認識

“襲警”風愈演愈烈，除了社會上的種種原因外，警察內部上上下下對“襲警”問題的不正確看法，也在無意間起到了一定的“放縱”作用。

錯位之一：把“襲警”僅僅看成是對民警個人身體的傷害，致使“襲警”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打擊暴力襲警及用暴力阻撓執法者，是對國家法律權威的公然蔑視和挑戰。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無論是在基層還是在機關，很少有人把“襲警”問題上升到這樣的高度來認識。因此，對于“襲警”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也因種種原因，常常被我們的一些領導，甚至包括我們受侵害的民警本人，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襲警”具有雙重的危害，表面上傷害的是民警的身體，實質上侵害的是法律的尊嚴。這種把“襲警”行為僅僅看作民警個人的事兒，必然使“襲警”行為得不到應有的打擊。事實也是這樣：“襲警”之徒多數是出倆錢兒“平事”，致使一些應該受到法律嚴懲的不法分子，沒有得到應有的打擊而被“寬大處理”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民警的個人“公道”可能討回來了，可是法律的“公道”呢?

錯位之二：把堅決果斷地使用警械武器混同于粗暴執法，導致民警在揮刀舞槍的歹徒面前赤手空拳，戰斗力銳減。警械武器是警察緝捕、執法的必要工具。然而，在實際工作中，常常鬧出不法之徒亮出了手槍、大刀片，我們的警察此時卻手無寸鐵的“笑話”。記者在調查中了解到這樣一件事：有個派出所出動20多民警去端一個傳銷窩點。誰想到這伙人挺有“戰斗力”，每人手里拿一塊磚頭，把我們的民警分成幾塊圍打，一邊打一邊喊，警察多個啥!咱們去的民警的確不比人家多啥，因為什么警械武器都沒帶。結果當然吃大“虧”了。后來又增加了警力，這才把這幫人“捂扎”住。記者問：為啥沒帶槍?民警說：有槍就好了。槍一響這幫人準懵!可咱不敢帶。不帶槍還有人說咱粗暴執法呢?記者在調查中，發現警察在執法中不帶警械武器是一個普遍現象。據說，一些領導也不大提倡民警執法佩槍，槍一出柜，心就沒底兒。

錯位之三：把“打不還手”看成了挨打也要“干挺”的死規定，致使控制“襲警”事態軟弱無力，造成“襲警”危害更加擴大化。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以“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為“核心”的“人性化執法”的觀念，在民警心中已深深地扎根。民警在執法中生怕因言語生硬，動作粗魯對群眾造成傷害，以致面對不法之徒的暴力襲擊，仍然想不起來采取有效措施制服歹徒。

(三)暴力襲警的特點

一是從個人突發性抗法向有組織的群體性抗法發展；

二是暴力程度不斷升級，由口頭謾罵、侮辱發展為直接持兇器傷害執法人員；

三是處置群體性事件中的暴力抗法行為不斷增多；

四是誣告陷害、惡意傷害執法民警的投訴不斷增多。

(四)專家對暴力襲警問題的看法

1．專家建議：通過四種途徑增設襲警罪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世洲認為，從整體上看，我國警察的權力不是過大的問題，而是不明確的問題，對警察權力的限制，只能依法進行。社會各界應當樹立尊重警察、保護警察與監督警察這三種觀念。尊重警察就是尊重國家權威；保護警察就是保護人民自己；監督警察就是監督國家公共權力不被濫用。對于這些警察違法違紀行為，人民群眾都有責任進行監督，努力做到發現一起、檢舉一起、處理一起。

2．建立警察執法權益保障機制

在探討民警遭襲原因的座談會上，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曾提出：

建議修改刑法，增設“襲警罪”。2003年3月，曾有3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聯名，建議修改刑法，增設“襲警罪”。認為目前處罰襲警行為依據的罪名是“妨礙公務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量刑明顯過輕；暴力傷害、殺害民警的行為后果，只能以普通的故意傷害或故意殺人罪論處。而單獨設立這一罪名，能凸現人民警察的特殊執法身份與地位，加大法律對不法實力和不法分子的震懾作用。

盡快制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實施細則》。對人民警察可以使用警械或武器的具體情形或前提條件加以規定；對人民警察盤查、查驗證件時的規范用語、行為方式、被盤查人應遵守的行為方式加以規定。

盡快制定《人民警察值勤裝備配置和值勤戰術規定》。對人民警察出警、巡邏盤查時應攜帶的警械武器加以規定；對值勤戰術加以規定。

建立人民警察執法權益保障機制。公安機關要成立專門的警察權益保障機構。敦促有關部門及時打擊處理暴力抗法涉案人員；接受受害民警或受害公安機關的委托，辦理民事訴訟、自訴或附帶民事訴訟事宜，向暴力抗法涉案人員索賠；辦理受害民警撫恤事宜。

3．“人性化”管理不是無原則“照顧”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認為“襲警事件”出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對“人性化”管理認識上的誤區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從已發生的襲警典型事件看，有的群眾把“人性化”管理視為警察的軟弱，或理解為群眾的要求不受法律和規范的約束；個別公安民警對“人性化”管理的認識也存在片面性，把它理解為對群眾要求的無原則的“照顧”，對襲警事件缺乏法律上的應對措施。

“人性化”管理是法治的基本要求，嚴格的執法本身是實現人性化管理的體現。公安機關擔負著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職責，其內容與具體程序都有法律的明確規定。如果在法律規定之外推行過多的所謂“人性化”管理措施，有可能造成規范體系本身的不確定性，不利于樹立法律的權威。

維護民警的合法權益，提高執法活動的社會效果，必須把“人性化”管理納入到法律規范體系中，強調規范的統一性與權威性，使執法者的活動獲得規范的支持。以人性的關懷為基本價值取向的法治力量既表現為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同時也表現為對侵害民警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的嚴厲懲處。對執法者權益的侵害，不僅是對執法者權利的侵害，更重要的是對國家法律權威的褻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