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功過不可少混 恩仇不可過明
【原文】功過不容少混，混則人懷惰墮之心；恩仇不可太明，明則人起攜貳之志。
【譯文】長官對于部屬的功勞和過失，不可有一點的模糊不清，假如功過不明就會使部下心灰意懶而不肯努力工作；一個人對于恩惠和仇恨，不可以表現得太鮮明，假如對恩仇太鮮明就容易使部下產生疑心而發生背叛事件。
【解說】恩深不報，怨淺亦報，免不了落得一刻薄之名。這是做人上的欠缺，但也不妨礙成大器。平定西北的清末名將左宗棠就曾犯過這種毛病。曾國藩對他恩深意重，只因一項方略不同意，左就長期和曾鬧意氣，處處與曾為難。直到曾以名將名軍贈之，助其平定西北，左意氣方稍稍平伏。所以左宗棠自嘆：“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而左對其兒女親家、至親好友郭嵩燾的打擊更失公平，亦近誣陷。以至于后來左厚著臉皮上門請罪，郭嵩燾仍怨氣難平，讓左討了沒趣。觀晚清之勢，左湘陰之才氣遠在李合肥之上，然而其成就有限，與其刻薄寡恩關系甚大。大宋軍隊伐蜀歸來，宋太祖在當朝之下，賞提曹彬，發配王仁昭，自是功過清楚，賞罰分明，事實俱在，眾人心服口服，終于使得軍紀更加嚴明，士氣更加高漲，使大宋王朝很快一統天下。現代亦如是，賞罰分明。可獎勤罰懶，調動積極性。而在怨仇之上，需要忍耐，分清功過，勿顯個人恩仇，以便使大家能為一種共同的事業團結一致。
【例解】養民在官吏 功過心中記在《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三》中，記述了唐太宗關于治理國家在于知人善任的論述。摘錄如下：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仆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目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及關仆射”。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唐太宗對他的君臣說：“為我治理國家，管理百姓，使天下能夠國富民安的關鍵，在于都督和刺史是否稱職。我常常把他們的名字寫在屏風上，把他們的政績、功過都記在名字下邊，無論我坐著還是躺著，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這樣，在罷免或提升官吏時，心中就有數了。縣令尤其接近老百姓，選人時更要審慎。”于是便命令朝廷內外五品以上官員，各自要推舉可以擔任縣令的人，以便擇優選用。在貞觀三年（628年）三月的一天，唐太宗對房玄齡、杜如晦說：“你們身為宰相，應當把廣求賢人，選用官吏，作為自己的主要職責。可是，近來我聽你們每天忙于受理訴訟，批閱公文，陷在事務堆里，這樣怎么能夠幫助我發現人才，選拔人才呢?”為了讓宰相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去選賢任能，唐太宗因此下了一道詔令：“今后，凡尚書省的一般事務，可交給宰相屬下的官員去辦，只有需要讓我知道的大事，才由宰相辦理。”一個有作為的皇帝，每天要處理許多軍國大事，可謂日理萬機，但是對選用人才治理國家的事能夠時刻掛在心上，坐臥不忘，這的確是不容易的。
不以愛憎分 善惡昭義理在《世說新語·識鑒》中記載了下列一段史實：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間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惟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勛。”元功既舉，人成嘆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東晉人郗超（336—377），字嘉賓，高平金鄉（今山東濟寧）人。謝玄（343—388），字幼度，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東晉時有名的將領。郗超和謝玄關系不好，個人成見很深。建元十九年（383），秦王苻堅率領步兵60萬，騎兵27萬，向東晉進軍，企圖滅掉東晉。首先占領了東晉的關中、漢中和成都地區，同時又對淮河以南地區虎視耽耽。這時，東晉謝安議定派遣謝玄領兵北上抗擊前秦，對此，人們議論紛紛，看法很不一致。只有郗超一人站出來力排眾議，他說：“此人定能抗敵取勝。過去，我曾和他一同在桓溫府中任職，看到他在用人問題上能夠做到人盡其才，即使只有些微小才干的人，也能得到合理重用。由此可以推測，任用謝玄抗敵應戰，必定能夠建立功勛。”于是謝安便委任謝石為大都督，謝玄為前鋒都督，統率8萬兵馬抗擊前秦。謝石部將劉牢之以精兵5000人破秦軍前哨于洛間（在今安徽省淮南縣東），秦軍死15000人。晉軍主動前進至淝水（今淝河，在安徽省壽縣南）東岸，要求秦軍略向后退，以便晉軍渡河決戰。苻堅想利用晉軍半渡的時機進行襲擊，就命令秦軍后退。但是，由于當時的秦軍是大量征發來的，軍中鮮卑族、羌族的首領各有自己的打算，而漢族官兵又不愿意攻晉，所以貌似強大的秦軍是一支缺乏斗志的隊伍，一經后退，就不可阻止。晉軍乘勝追擊，秦軍大敗而逃。果然不出郗超所料，淝水一戰，謝玄立了大功，人們都贊嘆郗超具有預見之明，更敬重他不從個人好惡出發而隱匿他人長處的高尚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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