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臏（?-前316年),其本名孫伯靈（山東孫氏族譜可查），是中國戰國時期軍事家，漢族，山東鄄城人。生于戰國時期的齊國阿鄄之間（今山東省的陽谷縣阿城鎮，鄄城縣北一帶）。
孫臏生平
孫臏是孫武后代，曾與龐涓為同窗師從鬼谷子學習兵法。后龐涓為魏惠王將軍，因嫉賢妒能，恐孫臏取代他的位置，騙孫臏到魏使用奸計，孫臏被處以髕刑。齊欣賞其兵法韜略后被齊國使者偷偷救回齊國，被田忌善而客待。后通過田忌賽馬被引薦與齊威王任為軍師。馬陵之戰，身居輜車，計殺龐涓，打敗魏軍。著作有《孫臏兵法》，部分失傳。1972年山東省臨沂銀雀山漢墓中挖掘出土有《孫臏兵法》殘簡，現藏于臨沂金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其書有一萬一千余字。
孫臏軍事思想
縱觀《孫臏兵法》十六篇，在繼承孫、吳軍事思想的基礎上，又有了新的發展。首先，孫臏在《威王問》中闡述了戰爭是政治斗爭工具的戰爭觀。
他明確地說，戰爭不是什么別的，而是先王傳布"道"，即政治的工具。先王不是不想要"責仁義，式禮樂，垂衣裳，以禁爭奪"，為社會創造和平的生活環境，但是，依靠空口說教辦不到，所以才"舉兵繩之"，用戰爭的手段禁止爭奪。然而，戰爭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經常使用的。戰勝固然可以"存亡國，繼絕世"，而一旦戰敗，則會"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對待戰爭"不可不察"，要慎之又慎。喜好戰爭的國家一定滅亡，貪圖勝利的人一定受辱。孫臏的這種戰爭觀顯然比《司馬法》所說的"以戰止戰"的思想更加深刻。
戰爭作為布"道"的手段，進行戰爭一定要合于"義"，"戰而無義，天下無能固且強者"。經濟是戰爭的基礎，只要有充足的物質準備，小城照樣能鞏固堅守。在《強兵》篇，孫臏又進一步提出，要想強兵，當務之急在于"富國"，明確揭示了戰爭對于經濟的依賴關系，在理論上發展了孫武所提出的"因糧于敵，取用于國"的論題。
其次，發展了孫武"任勢"的軍事理論，明確提出了"因勢而利導之"的作戰原則。《呂氏春秋·不二篇》說："孫臏貴勢"，這指明了孫臏兵法的特點。勢是戰爭態勢，是敵我雙方軍事實力（包括兵力、武器裝備、軍事物資等）的布局。孫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任勢"，即駕馭戰爭態勢的思想。孫臏則在"任勢"的基礎上，提出創造和爭取有利作戰態勢的各種原則。他在《威王問》中說："勢者，所以令士必斗也"，而士的斗都應當在創造優勢的條件下進行。如齊威王問：敵我兩軍實力相當，兩軍將領相望，陣勢都很堅固，誰也不敢先動，應該怎么辦？孫臏回答：先派少量部隊，由賤而勇敢的將吏率領去試探攻擊，接戰后只許敗，不許勝，把主力部隊隱蔽地布好陣勢，待敵軍分兵追擊我小部隊時，我軍從側翼攻擊敵軍主力，就可獲得大勝。在應付"敵眾我寡，敵強我弱"的戰爭態勢時，孫臏提出要"讓威"。即避開敵人鋒芒，隱蔽好后續部隊，以便使我軍能隨時轉移。主力部隊將持長兵器的戰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戰士排在后面，選派弩機手援救危急。等待敵人攻擊能力下降，再行反擊。這也是充分利用敵我雙方的條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態勢，以扭轉敵眾我寡的不利形勢。
戰爭是瞬息萬變的，所以要及時抓住有利戰機。孫臏把弓弩比喻為"勢"，也正在于說明戰爭就是要爭取發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間。
孫臏還注意利用各種地形創造有利的態勢。他在《官一》篇說：在山險中作戰，要放開谷口，把敵人引出山谷來交戰。在雜草叢生的地方作戰，要虛設旌旗，誘敵深入，進行消滅。"易（地形平坦）則多其車，險（地勢險阻）則多其騎，厄（山陵狹谷地帶）則多其弩。"自己要搶占有利地勢，攻擊處于不利地勢上的敵人，這叫做"居生擊死" 總之，孫臏主張把握有利戰機，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創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敵的態勢，以爭取戰爭的勝利。
其三，孫臏指出了人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戰》篇中說："間于天地之間，莫貴于人"，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現。中國的人文思想導源于春秋，戰國時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思潮，在人不被當作人看待的專制時代，孫臏能指出人在戰爭中的重要作用，無疑是進步的。從人文主義的論題出發，孫臏與孟子一樣，也提出決定戰爭勝負的三要素是天時、地利、人和。他說："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所謂"人和"，就是得眾、得人心。"得眾者，勝"，"不得眾者，不勝"。孫臏的這種以人為貴的軍事思想，顯然也是由繼承《司馬法》的"仁本"思想而來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馬法》，是戰國時代人文思想在軍事學理論方面的重要表現。
其四，孫臏在軍事學上的另一重要貢獻，是豐富和發展了春秋以來的陣法。春秋時，由于盛行以車兵為主的方陣作戰，陣法大多以"三陣"、"五陣"為主。戰國時，由于形成以步兵為主，車、騎兵為羽翼的多兵種協同作戰，又出現了大規模的野戰和圍城戰，所以軍陣的陣法更加復雜化了。孫臏在《官一》篇中，指出了十幾種陣法，如：索陣，用來進剿敵人；囚逆陣，用來疲憊敵人；危□陣，嚴兵以臨敵；云陣，以弓弩與敵對射；羸陣，圍困敵人；闔燧陣，用來消滅敵軍前鋒；皮傅陣，用來強攻救援；錯行陣，聲張軍威；刲陣，攻擊高陵之敵；雁行陣，適合擺在蜿蜒曲折而多荊棘的路上；錐行之陣，適于火燒敵人的輜重糧草及接應的戰車，等。這就大大豐富和發展了春秋以來的軍陣陣法。
孫臏還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陣作戰的理論，"用陣三分，每陣有鋒，每鋒有后，皆待令而動。斗一守二，以一侵敵，以二收"。這就是說，用八陣作戰，可以把兵力分為主力、先鋒、后續部隊三支。作戰時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敵，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為機動兵力蓄勁待敵。如果敵人弱而亂，就用精銳的部隊擊潰它；如果敵人強而嚴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誘它，待它兵力分散以后，再行進攻。孫臏對于運用八陣作戰的說明，是經典式的說明，這可以使我們從中了解古代軍陣作戰的奧秘。
這是他多年統兵作戰的實踐經驗的總結。
其五，孫臏在一系列戰略戰術上也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指導原則。
如：他提倡堅持積極進攻的戰略原則，在《威王問》中說："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主張打擊敵人沒有設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處。
這個說法顯然繼承了孫武"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的思想。但孫臏并沒有簡單地吸收，而是把它從一般策略原則升華為戰略原則，使它變成整軍經武的急務。
孫臏還發揮了孫武"攻其所必救"的軍事原則，把這一原則與"批亢虛"、"示之疑"、"示之不知事"等巧妙結合起來，取得了桂陵之戰的勝利。
對于孫武"我專而敵分"、以寡敵眾的戰術原則，孫臏也有創造性的發展。他提出對強敵要避開鋒芒，而引誘迷惑敵人，使敵人分散兵力，然后"我卒并而擊之"。
孫臏在軍隊建設上提出選拔將帥的原則是"知道者"，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在國內得民之心，在國外知敵之情，上陣知八陣之經；見勝利敢于戰爭，不見勝利敢于進諫。他還提出了一套軍事教育法則，即五教法：處國之教，行行之教，處軍之教，處陣之教，利戰之教。并主張在軍中選拔一批勇武的戰士做選卒，以他們為沖鋒陷陣的主力。他認為，具有一支訓練有素的軍隊，國家才會"戰勝而強兵，故天下服矣"。（《見威王》）
當然，《孫臏兵法》作為二千多年前的歷史文化遺產，自然會有局限和不足。例如：它雜有陰陽五行的神秘成分，認為日月星辰可以影響戰爭的勝負。有時對于戰爭中的地形等物質條件看得過于片面和絕對。
但這些缺點和不足并不影響它的價值。它是戰國時期戰爭實踐的理論總結，繼承了前輩軍事家的優秀成果，又對這些成果進行了發揮創造，在我國的軍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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