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子顯（487年--537年），字景陽，梁南蘭陵（今江蘇常州）人，南朝梁朝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
齊高帝蕭道成孫。歷任太子中舍人、國子祭酒、侍中、吏部尚書等職。后遷吳興太守。博學(xué)能文，好飲酒、愛山水，不畏鬼神，恃才做物。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只是舉起手中扇子，一揮而已，謚曰“驕”。
撰有《后漢書》、《晉史草》、《齊書》、《普通北伐記》、《貴儉傳》、《南齊書》等歷史著作。但除《南齊書》外，均失傳。
南朝蕭齊皇朝在歷史上只存在二十三年，是中國歷史上年代很短的一個封建皇朝。撰寫蕭齊皇朝時期歷史即《南齊書》的蕭子顯，是齊高帝蕭道成的孫子。一個史學(xué)家，以他曾經(jīng)是宗室的身份來撰寫這個皇朝的歷史，這在二十五史的眾多的作者中別無第二人。
他十三歲的時候，蕭齊皇朝被蕭衍推翻了。蕭衍的父親蕭順之是齊高帝蕭道成的族弟，他們都是蕭姓，而且同族，但畢竟從他們的高祖父時候就分支了。蕭衍建立了梁朝，他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梁武帝。在梁朝，蕭子顯憑著他的才華、風(fēng)度、談吐的出眾，受到梁武帝的禮遇和信任，官至吏部尚書。
蕭子顯是一個“風(fēng)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的人。他“性愛山水”，曾在《自序》中說：“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fēng)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鸎（yin)，開花落葉，有來斯應(yīng)，每不能已也。”他又是一個“頗負才氣”的人，做吏部尚書時，“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只是舉起手中的扇子一揮而已，所以有些士族地主內(nèi)心里對他很不滿。但梁武帝倒是自始至終都把他看作是一位“才子”。事實上，他的文才的確是有社會影響的。蕭子顯的同時代人、《宋書》的作者沈約甚至稱贊他的文章是屬于東漢名家班固一流的佳品。這個評價當(dāng)然是過分高了，但也可以看出沈約對他的文才的賞識。
史學(xué)是蕭子顯所酷愛的事業(yè)，在他的四十九年的生命歷史上，撰寫了五部歷史著作：《后漢書》一百卷，《晉史草》三十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他撰《齊書》，是向梁武帝請示并得到梁武帝的批準(zhǔn)的。蕭子顯撰寫和完成《齊書》的時間，按照唐代史學(xué)家劉知幾的說法，是在梁武帝天監(jiān)年間（502—519年）。如果劉知幾的說法是有根據(jù)的話，那么《齊書》的撰成當(dāng)在天監(jiān)八年（509年）至十八年（519年）期間，即蕭子顯二十歲以后至三十歲以前這十年當(dāng)中。果然如此，那真是一位青年史學(xué)家了。除了《齊書》以外，蕭子顯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集二十卷都已不存。后人為了區(qū)別蕭子顯的《齊書》和唐初李百藥所撰的《齊書》，把前者稱為《南齊書》，后者叫做《北齊書》。
蕭子顯在撰寫《南齊書》的過程中，可以參考的文獻資料和思想還是不少的。早在齊明帝時，史學(xué)家檀超和江淹奉詔修本朝史，他們制訂了齊史的體例，但沒有最后完成修撰工作。此外，還有熊襄著的《齊典》、沈約著的《齊紀(jì)》、吳均著的《齊春秋》和江淹著的《齊史》十志。蕭子顯的撰述工作，在史書體例上“本（檁）超、（江）淹之舊而小變之”；在史書材料上汲取諸家成果，終于著成《南齊書》六十卷。
《南齊書》包含：帝紀(jì)八卷，除追敘蕭道成在劉宋末年的政治活動外，主要記蕭齊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間的史事。志八篇十一卷，其中有的上承劉宋，有的起于蕭齊立國，斷限比較明顯。傳四十卷，其中不少是記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史事的，而以《魏虜傳》記北魏史事，這在性質(zhì)上同《宋書·索虜傳》是一樣的。序錄一卷，劉知幾都不曾見到，說明它佚之甚早，故全書今存五十九卷。上面講到，蕭子顯既是蕭齊皇朝的宗室，又是蕭梁皇朝的寵臣，所以他撰《南齊書》一方面要為蕭道成避諱，一方面又要替蕭衍掩飾。例如他寫宋、齊之際的歷史，就不能直接寫蕭道成的篡奪之事，只能閃爍其詞，微露痕跡；他寫齊、梁之際的歷史，則用很多篇幅揭露齊主惡跡，以襯托蕭衍代齊的合理。這是他作為齊之子孫、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學(xué)上的局限性。
《南齊書》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確乎難得。這里面無疑包含了江淹的首創(chuàng)之功。《南齊書》有些傳，顯示了蕭子顯在歷史表述上的才華。如：他于《褚淵傳》，先寫褚淵在宋明帝時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臨死，則寫他也參與“謀廢立”，違背宋明帝的意旨；于《王晏傳》，先敘其與齊高帝、齊武帝的密切關(guān)系，繼而寫其在齊武帝死后也參與“謀廢立”的事；于《蕭諶傳》，先說其受到齊武帝、郁林王的信賴，后寫其在協(xié)助齊明帝奪取郁林王皇位的政變中竟然領(lǐng)兵作前驅(qū)；于《蕭坦之傳》，先烘托其受到郁林王的殊特信任，以至“得入內(nèi)見皇后”，后寫他成了廢郁林王而擁立明帝的關(guān)鍵人物；等等。蕭子顯在寫這些事件和人物的時候，都不直接發(fā)表議論，而是通過前后史事的對比來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學(xué)家趙翼評價說：“此數(shù)傳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議，而其人品自見，亦良史也。”用顧炎武的話說，這種寫歷史人物的方法叫做“于序事中寓論斷”，司馬遷寫《史記》最善于運用這種方法。蕭子顯學(xué)習(xí)司馬遷表述歷史的方法，并取得一定的成就，被后代史學(xué)家稱為“良史”，這是很自然的。
《南齊書》同《宋書》一樣，都宣揚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遠，又都過分講究華麗的辭藻，這是它們的缺點，也是那個時代留下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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