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扶貧“新國標”這把尺子
張 毅
不能只看扶貧標準“長高”，更要看扶貧開發的基礎夯實
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宣布，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按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對于扶貧“新國標”，會場內掌聲熱烈，會場外好評如潮，貧困地區的人們更是充滿著興奮與期待。
2300元是個什么概念？這個新標準比2009年提高了92%，它意味著，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將從2688萬人增加到1.28億人，占農村戶籍人口13.4%，貧困人群擴大了1個億。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迷霧重重，國內控通脹、保增長面臨挑戰，國際國內形勢錯綜復雜。在此情況下，大幅提高扶貧標準，充分體現了中央推進以人為本、科學發展，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更高、更快、更強奔向全面小康的堅強決心。
扶貧新國標，要求生活水準的提高。中國扶貧世界矚目，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有2.5億農村人口生活在溫飽線以下，到2010年，全國貧困人口已減至2688萬人。但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均衡的問題依然嚴峻，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拉大，貧困地區與外部世界的鴻溝豁然可見。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不僅物價指數上漲，消費需求也普遍提高，“水漲船高”，提高扶貧標準，打一場新的扶貧戰役，也是統籌城鄉、區域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題中之義。新標準必將激發貧困地區發展的內在活力，點燃貧困農民創造美好生活的巨大熱情。
扶貧新國標，要求發展內涵的提升。貧困地區人均收入2300元的標準，只能解決“不愁吃、不愁穿”。可是，貧困鄉村的孩子也渴望熱菜熱飯，老人也需要溫暖關懷，他們也渴盼電話、寬帶和公交車，他們也需要早日過上有尊嚴的幸福生活。因此，貧困農村還要實現老有所養、學有所教、病有所醫、住有所居，與其它地區農村同步發展，不能只看扶貧標準“長高”，更要看扶貧開發的基礎夯實。因此，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事業發展、產業規劃布局中，要加大對貧困農村政策傾斜力度，為貧困地區農民脫貧致富鋪路架橋、加油攢勁兒。
扶貧新國標，要求使命責任的加強。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轉型期，大幅提高扶貧標準，加大開發力度，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大命題。各級黨委政府要充分認識我國扶貧開發的緊迫性、長期性和艱巨性，貧困地區的黨員干部更需振奮精神、不負重托。扶貧任務重了，要工作更踏實；扶貧資金多了，要花得更到位；扶貧項目多了，要安排更科學；扶貧范圍大了，要感情更投入。堅決杜絕貧困縣出現豪華辦公樓、豪華接待、豪華用車現象。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扶貧新國標，是一把尺子，它將丈量出立黨為公的品格、執政為民的擔當、深化改革的勇氣。我們要用好這把尺子。
突擊花錢，真是“預算”惹的禍？
勵 漪
消除年底突擊花錢之怪現狀，改革財政預算制度固然重要，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才是關鍵
11月30日，財政部召開全國財政預算執行工作視頻會議，要求各地堅決防止年底突擊花錢：嚴格審核財政資金撥付，嚴格按照財政預算、項目進度、有關合同和規定程序辦理資金支付，嚴禁超預算、超進度撥款。
“嚴禁年底突擊花錢”也算是個常青新聞了。但禁令年年發布，花錢突擊戰卻歲歲不止，有的還有許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湖南省文化廳前不久一次3000萬元的政府采購，被公眾質疑為“只買貴的，不買對的”。有關官員的解釋是，其一，因為“貴一點的東西相對更有質量保證”；其二，是“預算執行的需要”，因為，“如果預算沒有執行完，必然會影響到第二年的預算編制”。
年底突擊花錢現象屢禁不止，政府采購屢有高價，確實與現行財政預算制度有一定關系。長期以來，很多部門和單位一直實行傳統的“基數預算”，每一年的預算視上一年度的收支情況而定，如果一個單位去年預算是100萬元，只花了80萬元，節約下來的20萬元不僅全部上交，而且第二年的預算可能會因此削減為80萬元。因此，為了確保來年財政預算不降低，許多機構就想著花掉預算，至于這筆錢花得是否合理合規，是否有效率，則不在考慮之列，或者說不是考慮的重點。
但是，突擊亂花錢、政府高價購真是“預算”惹的禍嗎？如果僅僅是為了花掉預算，各行政機構大可以將這些錢用到更需要的地方，比如文化廳的政府采購，省出來的錢是否可以用于提高各鄉鎮文化站的其他硬件建設、專業人員的培訓？或者用于偏遠鄉村文化站點的建設，讓更多的鄉民能夠享受文化福利？
可惜，現實中的不少突擊花錢，是將不該發的錢發了，不該吃的飯吃了，不該出的差出了，不該買的東西買了——原本用于公共財政的支出，變身為行政機構的小金庫，豐富的是少數人的荷包，提高的是小部分群體的福利。部門利益，甚或是極少數的個人利益成為“亂花錢”的真正動力，而所謂“花光預算”不過是其擋箭牌。如果財政預算審核監督不力，預算執行不公開、不透明，不從根本上遏制某些部門和機構的利益沖動，就算把“基數預算”改成了“零基預算”，也會有突擊花錢的可乘之機。
消除年底突擊花錢之怪現狀，改革財政預算制度固然重要，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才是關鍵，只有讓每一項財政收入支出都置于公眾監督之下，將公眾的知情權、監督權、問責權落到實處，嚴格監督、嚴厲問責，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突擊花錢的積弊。
莫讓歪嘴和尚毀了暖心行動
姜 赟
雖然偏差已糾正，但變質的愛心煤折射出的政令執行趨利化傾向，卻不能不警惕
備受關注的“變質愛心煤”事件有了最新進展。山西省紀委監察廳繼向社會公開曝光7起為低收入農戶免費發放冬季取暖用煤中查獲的短斤少兩、借機收費等典型案件后，近日，又公布了對25名相關責任人的處理結果，讓人們對愛心煤的未來重拾信心。
政府在5年內為全省每戶低收入家庭免費提供1噸愛心煤，無疑是雪中送炭的溫暖政策、惠民之舉。然而，本應贏得民心的暖心行動，卻在某些地區遭遇“冷空氣”，碰到了“執行梗阻”：運城稷山縣陶梁村村干部借發煤之機，以借款名義要求每戶村民先交100元修路款；大同天鎮縣張西河村負責人以發煤為條件，向村民收取原已停止收取的農村合作醫療費；朔州朔城區利民鎮東洼村的1噸煤中，1/4是煤矸石……這件事背后折射出的政令執行趨利化的扭曲傾向，不能不引起各方警惕。
省里出臺“紅頭文件”保駕護航，還將一戶一噸煤政策納入考核方案。如此強勢的行政推動下，執行環節里竟還有人罔顧禁令和良心，把低收入群體的福利，變成了某些部門某些人中飽私囊的工具。利益的滲透力之強，可見一斑。雖然愛心煤的執行偏差已得到糾正，但正如山西省委書記袁純清強調的，對于這種不良風氣“不要掉以輕心，絕不可有任何的松懈”。
類似這種“民心工程惹民怨”的事，在其他地方也曾發生。輕者，使好政策的落實過程磕磕碰碰，影響政策效力；重者，則把地方利益、部門利益乃至個人利益凌駕在人民利益之上，不僅消解政策暖意，更讓基層民意亮起紅燈，損害政府信用和制度權威。
當下，一些地方基層政府的運轉在資金上確實存在一些困難。架橋修路、醫療文化、招商引資，都需要錢。但這絕不是與民爭利的借口，只有群眾的利益得到保障和發展，才談得上搞建設、抓服務、促發展。更何況，愛心煤還是最需要保障的低收入群體的福利。
我們更需正視，趨利化正成為政府執行力的病灶，波及不少地區、不少領域。比如，節能減排，在一些重工業地區遭遇疲軟執行；環保禁令，在一些化工園區遭受對抗執行；陽光拆遷，在一些城市化加速地區被歪曲執行等等。對這樣的“趨利避害”，執政者尤當毫不放松，一抓到底。
歲末來臨，各地送溫暖行動力度頻頻加大，怎樣將這些好政策自上而下執行不走調、不異化，當從愛心煤事件中吸取教訓，嚴格制度、加強監督，杜絕“歪嘴和尚”，遏制逐利沖動，確實把溫暖送到群眾心上，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志愿”能否成為更多人生活方式
張 鐵
志愿服務是一種公共生活，能打破群體的陌生和隔膜
這是一條容易被“淹沒”的報道：北京首都博物館志愿講解員張鵬，9年義務講解3000多小時，分享文化的同時，收獲一大批“粉絲”。
12月5日——“國際志愿者日”。從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到世博會的“小白菜”，無數如張鵬這樣的普通人，正把“志愿”一詞，推送進社會的視野。據中國青年志愿者協會統計，1993年到2009年，有4億多人次志愿者提供了超過83億小時的志愿服務。
張鵬是一名國企下屬企業的辦公室副主任，愛好歷史文化。不同的是，他并沒有把世界限定在辦公桌旁，把愛好鎖死在防盜門內。假設每小時接待20個參觀者，他已在志愿講解員崗位上與6萬人交流。打開他的微博，更可見與中小學校、社會團體的廣泛互動。對于張鵬，志愿服務，正是一種公共生活。
我們或許能想象，如果不是成為志愿者，這個“80后”小伙子可能的生活：逛街、唱歌、打游戲、看電視……正有越來越多“宅男宅女”，蜷縮入自己的小小世界。以自己為中心和重心無可厚非，然而也難言生活質量與境界。相比之下，張鵬用志愿服務打開一扇截然不同的大門，選擇了一種更積極、也更開闊的生活。
參與志愿服務，是利己和利他的結合。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中，社會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都只有在人與人的關系中才能實現。志愿服務搭建的公共生活，不正是實現這些高層次需求的平臺嗎？正如張鵬收獲尊重和滿足，奧運、世博志愿者收獲對國家、社會的信心，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自我成長。
培育良性公共生活，同樣是社會健康發展的基石。一個左鄰右舍老死不相往來的社會是難以想象的，一個老人靠街頭麻將、小孩靠網絡游戲打發時間的社會同樣是不正常的。公共生活是社會共同體的粘合劑，在這條紐帶下，人與人互動交流，群體的陌生和隔膜才能打破。如果任由冷漠空氣持續蔓延，每個人都封閉進一己的世界，難保你我不會成為走過小悅悅身邊卻視而不見的第十九人。
很多時候，不是我們遠離志愿服務、拒斥公共生活，而是門檻有些高。一些發達國家的志愿組織，“從下水道到臭氧層到太空垃圾”無所不包，形式也親切而有吸引力。在中國，志愿服務很多還打有行政烙印，志愿者的注冊、組織、培訓仍面臨諸多問題。在一個網絡調查中，80%的網友表示愿參加志愿服務，“可不知如何加入”。
志愿服務尚需改進，公共生活有待填補，社會管理者理應更為重視。倡導之外，需要更多的首創精神、更精心的制度安排、更有效的組織運作。上月底，廣東降低社會組織登記門檻，可謂有益探索。各類社會組織，理應成為社會管理的重要資源。
一次講解后，孩子們往張鵬手中塞了很多糖果、鑰匙扣等小禮物。播入他們心田的，不僅是文化的種子，更有志愿的種子。走出小我，走向社會，或許，這才是一種更值得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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