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地高考“不怕慢就怕站”
袁新文
任何一項改革都不可能孤軍深入，必須有相應配套措施做支撐，必須與全面綜合改革相協調
2012年歲末，“北上廣”異地高考方案揭開面紗。由于設限多、門檻高、難度大，再加上有些社會高度關注的內容缺失，各種質疑之聲不絕于耳。但是，北京、上海、廣州“分步實施、逐步解決”的思路和舉措充分表明，異地高考改革的大門已然開啟，高考戶籍制度不再是難以融化的“堅冰”。
允許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后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不僅是百姓的多年夙愿，更是衡量教育公平、社會和諧的重要標尺。因此，作為我國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舉措，異地高考改革乃是大勢所趨，勢在必行。
但是，異地高考不僅是一種單純的教育改革，它涉及就業、住房、社保、公共服務、人口管理等方方面面。因此，作為一種高度敏感的綜合改革，作為一項非常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異地高考既要統籌考慮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升學考試的迫切訴求，又必須充分考量人口流入地教育資源的承載能力與現實可能。
在人口流入集中的北京、上海、廣東等地，教育資源的供需矛盾尤為突出。北京市目前的常住人口已達2000多萬，隨遷子女人數快速增長，到2014年，北京市一年級入學人口將從目前的10萬劇增到18萬，小學在校生總量預計從68萬躍升至84萬，而且之后幾年還將持續增長。上海、廣東等地也存在類似問題。為此，不少人憂慮，如果現階段大面積放開異地高考，大量欠發達地區的人口會涌入相對發達的城市，城市管理“壓力山大”的問題將不可避免。
異地高考之所以難以推進，還在于不同群體之間復雜的利益糾結。不論教育資源的蛋糕怎樣切分，異地高考改革必然會觸及人口流入地居民的現實利益。越是在“北上廣”這樣優質教育資源相對集中的地區，越是需要統籌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訴求，在大力推進教育公平的原則下，使異地高考改革盡可能贏得更多人的理解、認同與支持。
受制于各種現實羈絆，異地高考不可能“孤軍深入”，必須有相應的配套改革做支撐，必須與教育綜合改革相協調。比如，在未來的招生考試改革中，加大自主招生力度，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完善人才評價標準，打破只以分數論英雄的桎梏；探索部分科目一年多次考試的辦法，實行社會化考試；完善高等學校招生名額分配方式和招生錄取辦法……只有在政府主導下，與這些改革協同推進，異地高考才不至陷入單兵突進的泥沼。
假如焦裕祿遇到袁厲害
李泓冰
“默許”與“放手”背后，是對政策上一些有風險“灰色地帶”的放任，也折射出法律意識的淡薄
提起豫東黃河故道的蘭考，國人往往想到一個光輝的名字——焦裕祿，為百姓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優秀縣委書記。而今，蘭考卻和另一個名字難解難分——袁厲害。
蘭考冬天里的一把火，奪走了袁厲害收養的7個孤殘孩子的生命，舉國為之心痛。媒體在對這樁慘劇尋根究底：袁厲害25年收養超過100個孩子，究竟合不合法？慘劇發生，是慈善之痛還是政府之失？其實，整件事情未必那么復雜。收養法很明晰，民政救助制度亦有規定，甚至當地的領導干部都坦承袁厲害“不完全具備收養條件”。在這樣的情況下，蘭考仍然出事了，責任人或許不僅僅是那位不識字的中年婦女。
請允許我們遙想一下，假如焦裕祿遇到袁厲害和她收養的孤殘兒童，會發生什么？袁厲害以“愛心媽媽”馳名久矣，收養行為持續25年，盡管收養條件極差，卻連當地110碰到棄嬰都往她這里送。因此，當地主要領導沒有理由不知道其人其事。“焦裕祿”碰到“袁厲害”的幾率，是很高的。
當年的縣委書記焦裕祿對蘭考百姓感情深厚，忍住肝癌之痛率領全縣抗擊自然災害，群眾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就有多少泥。逢年過節，他專往貧困戶家里鉆，他對一位病臥在床的老大爺說，“我是你的兒子”；有人要裝修他的辦公室，他說：“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蘭考面貌還沒改變，群眾生活還有困難，富麗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連想也很危險”，他還說：“黨把36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沒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過安居樂業的生活，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可以肯定，如果焦裕祿遇到袁厲害，不管是建福利院，還是向周邊地區求助，都肯定不會讓這些孩子們處于生活的窘境甚至險境。
假如焦裕祿遇到袁厲害，對于她的愛心善行，固然可能贊許，但一個成熟的領導干部，或許更會從自身社會管理的水平反思問題。既然“不完全具備收養條件”，袁厲害的收養應不應該被“默許”？如果一個并不寬裕的家庭能收養100多個棄嬰和孤兒，為何社會管理者承擔不起撫養的責任？
“默許”與“放手”的背后，是對政策上一些有風險“灰色地帶”的放任，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相關部門法律意識的淡薄。不能因為是“愛心行為”，就逃脫了法律的規范。調查顯示，袁厲害的收養行為，在蘭考不是個案。在這樣的情況下，更應規范相關制度，即便“財政乏力”，即便有低保支持，也應在法律的界限內行事，這才是對愛心最大的保護，對生命最大的尊重。
面對逝去的生命，當地是應該重新審視一下自己了。是不是像“人民的好兒子”一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面對弱勢群體，是不是也應該像焦裕祿那樣體味到“羞恥和痛心”？更重要的是，時代場景轉換，要當焦裕祿式的好干部，需要的或許不僅僅是為民、務實的精神，也不僅僅是敬業、奉獻的品質，同樣需要樹立牢固的法律意識。
蘭考已經表示，要在全縣進行拉網式排查，要建好社會福利中心，要規范民間收養。凋零的生命之花無法再次開放，但亡羊補牢之舉，或許能告慰這些幼小的生命，也告慰黃河故道上前輩楷模的英靈。
住房公積金當姓“公”
徐立凡
只有秉承“濟貧不濟富”的宗旨，積極改革，住房公積金才能真正姓“公”，而其社會福利保障的屬性，也才能更好體現
有人剛過100元，有人超過1萬元。同在山西，不同的單位公積金繳存差距竟達141倍。記者日前調查結果，反映了一個突出問題：收入分配差異，既可能是因為初次分配不夠合理，也可能是由于二次分配的運作失衡。（相關報道見本報1月7日13版）
表面看，收入差距導致繳存額差異。我國收入最高行業與最低行業差距是15倍。差距盡管已驚人，但仍不足以造成公積金繳存較大鴻溝。
公積金繳存出現較大差距，稅收政策和公積金管理機制的作用不可忽視。因為公積金繳存免征個人所得稅，一些單位將其視為避稅渠道，以此降低人力成本。而有條件的單位，還將公積金繳存當作員工福利發放渠道。由于對公積金繳存比例突破規定的上限缺乏具體罰則，地方公積金管理部門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很難有動力對超出上限的違規行為進行處罰。
住房公積金的設計初衷是“濟貧不濟富”，即高收入者不補貼，中低收入者較少補貼，最低收入者較多補貼。然而實際運行體現出的卻是不公平：收入較低的群體因公積金繳存過低買不起房，只能成為公積金的儲蓄戶，既面臨存款負利率而導致的資金縮水風險，又由于限制過多無法自由支配；收入高的群體未必會通過公積金貸款買房，而是將公積金當作避稅工具使用。這實際上強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合理。
公積金制度設計的缺陷，需要盡快彌補。其一，應將公積金制度改革納入收入分配改革的籃子當中，堅持“提低、擴中、限高”也應成為公積金改革的主要思路。其二，需要引入市場化機制，適當提高公積金的收益率。其三，應該對公積金存款利率實施靈活政策，讓公積金存款收益達到最大化。其四，擴大公積金應用范圍，方便提取公積金。這既可以提高公積金使用效率，也有利于需要公積金貸款的群體享受到真正的福利保障。
近年來，不少地方對于公積金使用已有多方探索，降低公積金提取和貸款的門檻、提高使用率成為改革方向。實際上，這種改革與樓市調控的根本方向具有一致性，因此值得肯定。可以說，住房公積金制度的改革已經邁入了深水區。只有秉承公平正義的宗旨，積極推進改革，住房公積金的弊端才有望革除，才能真正配得上“公”字，其社會福利保障的屬性，也才能更好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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