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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這兩天，一則帶有病毒營銷嫌疑的訊息，在社交網絡熱傳。僅僅24小時，這條吁求“人販子一律死刑”的圖文，被轉發了超過百萬次，不少人的朋友圈被這條訊息“刷屏”。

拋開具體的內容，僅僅從現象上來看，這不過是中國社交網絡一次周期性、現象級的輿論井噴。每隔一段時間，社交網絡上就會就某一熱點議題廣為轉發、傳播。

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當人們壓抑的表達，郁結到一定的程度時，只要有一個合適的議題，就可能引發情緒性的輿論井噴。

這次的吁求“人販子一律死刑”的訊息熱傳也不例外。它和一年來的諸如霧霾、暖男等曾經引發情緒性輿論井噴的議題一樣，既安全，又切中人們焦慮的情緒“軟肋”。例如，霧霾議題，切中人們對環境污染的無助和憤懣;暖男議題，切中女性對低質量婚姻和糟糕伴侶關系的不安和隱忍。這次吁求“人販子一律死刑”的議題，則切中了人們對社會治理的不滿和怨懟。

之所以將這樣的現象稱為“情緒性的輿論井噴”，原因在于，積極轉發的大多數參與者，并沒有對拐賣兒童事件有過更多的思考，只是從感性的角度，去體驗“如果我的孩子被人販子拐賣了”的情緒。

而這種情緒背后，對應著社會治理的深度積弊。

這么多年來，“打拐”問題一直都沒有得到有效的根治，原因并非缺乏嚴刑峻法。中國現有的法律，對拐賣婦女、兒童的人販子，并不缺乏處以死刑的條款;在司法實踐中，每年都有因為拐賣婦女、兒童情節嚴重而被判處死刑的判例。

為了加強對社會的管理，一些地方建立了卓有成效，遍及每一個基層村落、社區的網格化維穩體系，一些上訪者，無論隱藏多深，都能被迅速地識別處理。如果這個體系用于治理拐賣婦女兒童現象，結果又會如何?如果比較中美失蹤兒童找回的概率，其數據差異令人咂舌。缺乏網格化維穩體系的美國，失蹤兒童找回的比例超過97%;而中國失蹤兒童找回的概率卻不足1%。

嚴刑峻法并不能有效阻止人販子的犯罪行為，關鍵是執法環節，而不是司法環節。基層的大多數執法機構，處置涉“拐”案件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相當比例誘拐、販賣兒童的現象，牽涉到機構犯罪，它們發生在個別基層的福利院、孤兒院。

那些義憤填膺積極參與轉發的人們，雖然出于對治理的不滿，但他們也選擇性忽略中國社會販賣兒童現象的主要原因，并遷怒于對人販子的處罰不夠。他們與其說是在為那些因為拐賣而失子的家庭吁求，不如說是為了滿足自己無需勇氣、也沒有任何風險的廉價道德優越。

他們沒有考慮到的是，一旦對人販子一律施以死刑，那么在罪行敗露時，人販子將更可能殺死拐賣的兒童，因為一旦被捕反正后果都一樣，殺死兒童甚至可以“消滅”直接證據。

如果吁求對人販子一律判死的人，真的站在失子家庭的立場上做選擇，那么他們是傾向于“解救孩子并無論如何保證孩子安全”，還是“寧可讓被拐孩子冒生命危險也要對人販子嚴懲不貸”呢?

已有分析文章有理有據地揭露，這次熱傳的圖文訊息，包含了某交友網站的廣告推廣鏈結。不知道策劃和推動這次情緒性輿論井噴事件的營銷機構，有沒有聆聽過失子家庭的訴求，并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去感受

【問題】

為正確引導社會輿論走向，寫一篇準備發表在政府網站的短文，呼吁網民理性看待打拐問題，500字左右。

【解析】

須理性看待對人販子的懲治問題

近期，在微信朋友圈出現一則關于“人販子一律死刑”的帶有病毒營銷嫌疑的訊息。僅僅24小時，就被轉發了超過百萬次，不少人的朋友圈被這條訊息“刷屏”。這是一次民眾的情緒宣泄，更體現出民眾對社會治理積弊的認識和思考都不夠理性。

打拐問題是一個深刻的社會問題，對此問題，我們要理性分析和思考。

首先，“打拐”問題得不到有效根治的原因并非缺乏嚴刑峻法。我國現有的法律，對拐賣婦女、兒童的人販子，并不缺乏處以死刑的條款;在司法實踐中，每年都有因為拐賣婦女、兒童情節嚴重而被判處死刑的判例。

其次，嚴刑峻法并不能有效阻止人販子的犯罪行為。一旦對人販子一律施以死刑，那么在罪行敗露時，人販子將更可能殺死拐賣的兒童，因為一旦被捕反正后果都一樣，殺死兒童甚至可以“消滅”直接證據。

再者，有效阻止人販子的犯罪行為，關鍵是執法環節，而不是司法環節。美國失蹤兒童找回的比例超過97%;而中國失蹤兒童找回的概率卻不足1%。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建立了尋找失蹤兒童的層層網絡，而我國在這方面還給長不健全。

所以，對待打拐問題，我們要有更理性、清晰的認識，不要讓某些具有炒作嫌疑的輿論害了被拐兒童。我們更多要在執法層面推薦網絡建設，提高失蹤兒童的找回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