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了，孩子為何還“加班”
楊 凱
如果在“被塑造”的童年少年時代，孩子們僅僅學會被動接受，我們離真正的文明將越行越遠
馬上就要過年了，許多孩子卻輕松不起來。一份來自北京的問卷調查顯示，約七成中小學生在這個寒假期間報了各種學習班，繼續操練“語數外”，補課時長大多超過10天，而家長們為此的花費少說也要三五千元。還有一家電視臺制作了一期專題節目，記者們采訪了十幾個各地的孩子，問他們的寒假心愿，絕大多數孩子希望寒假能和父母在一起，希望能有時間好好玩，而不是去補課。
關于中小學生寒假“加班”的三角結構很有意思：各種課外教育機構能夠因此獲得不菲的利潤，當然樂意；各位家長自覺沒讓孩子的假期“浪費”，心甘情愿掏錢，也很樂意；只有孩子不樂意，但是孩子不樂意沒關系，他們沒有話語權，就算有話語權，也沒有決定權。在家長和教育機構“雙贏”的合同里，不需要孩子的簽名，盡管最后需要他們用自己的時間和快樂為這份契約買單。
家長們不會不知道，學習時間太長不但影響孩子的健康，也減少了孩子的快樂。選擇去補習班，固然是有很多無奈的原因，比如學校的要求，比如孩子假期無人照看，等等。但更普遍的情況是，在許多家長眼里，只有成績才是“硬道理”，直接關系著未來的升學乃至就業。因此，每次假期前的那張成績單，便決定了這個假期里“比學趕超”的任務單。成績好的要保持，遑論成績差的，不來個觸底反彈、絕地反擊，那還了得？有這種想法打底，各種假期學習班一邊背著輿論的壓力，一邊成了家長群體的主流選擇，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些現象，折射了家長的兩種標準誤區。
其一，家長對孩子學習成長的評價持“單一標準”，顯然很成問題。今天的中國，強調“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我們因此批評唯GDP論。為什么在孩子成長問題上，我們又把眼光退回到一個狹隘、短視的境地呢？學習成績不就是孩子成長中的一種片面的GDP嗎？相反，孩子過得是不是健康快樂、能不能和老師同學友好相處、有沒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這些讓孩子終身受益的性格、體魄、習慣上的培養，不是家長更應該關注的成長指標嗎？
其二，家長對自己和孩子的假期持“雙重標準”，這顯然更沒什么道理。自己工作辛苦，需要以休假來調整身心狀態，難道孩子就是永動機，可以馬不停蹄學下去、學進去？但是，孩子的寒假愿望和快樂訴求，往往被忽略不計。這種“沒道理”的道理，背后的代際問題值得深究。
成年人是一個社會的中堅，大至國家的宏觀決策，小至家庭的微觀決定，都出自成年人之手。如果在事關成長的問題上，成年人始終用一種俯視而非平視的姿態面對孩子，那么可以說，我們沒有為孩子提供一種有關公正、平等的文明訓練；如果在“被塑造”的童年少年時代，孩子們僅僅學會被動接受，并習慣一種“被決定”的惰性，我們離真正的文明將越行越遠。
認真對待趙紅霞背后的“法治命題”
范正偉
法治中國的建設，既離不開自上而下的制度推進，也依托于整個社會的理性投入
究竟是敲詐勒索團伙的成員，還是“匡扶正義的反腐英雄”？為滿足部分受眾的好奇心，媒體是否有權公布其清晰正面照片，甚至采取各種手段獲取和發布其家人信息？一個不雅視頻的女主角，連日來火爆媒體網絡，引發人們眾多思考。
趙紅霞，這個使多名干部落馬的女子，因涉嫌敲詐勒索罪，已被公安機關逮捕。但人們對此有不同議論，在有些人看來，相較于腐敗，“引誘—偷拍—捉奸”的仙人跳不算大惡，一下子把10多個干部拉下馬，趙紅霞實在是太“威武”了。
痛恨腐敗，理所當然。我們可以理解那種對貪腐受到應有懲治拍手稱快的心情，然而,由此就將趙紅霞稱作反腐英雄，委實有違法治精神。從目前披露的案情看，趙紅霞事先沒有反腐動機，事后沒有舉報行為，只為獲得所謂“服裝銷售獎”，就參與到對官員的色誘和敲詐，怎么說都難稱光彩，也難逃違法嫌疑。
趙紅霞的罪與非罪，最終都會由法律去判定。真正值得深思的是，部分公眾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心態究竟緣何而生？怎樣才能讓人們更加堅信法治的力量，而不是把興奮點聚焦于劍走偏鋒的“色情反腐”？畢竟，再多的趙紅霞，也不可能“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懲治腐敗的威懾力，不是來自“以黑制黑、以惡制惡”的偶然事發，而是來自“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制度必然。
不雅視頻曝光后，尋找趙紅霞真容，成為部分媒體與一些網民共同的興趣所在。多個版本的照片在網上流傳，有媒體頻頻暗示掌握真實照片，更有記者敲門采訪趙紅霞家屬。只是，似乎有些人忘了，我們的好奇之心，與他人的人格權、隱私權哪個更重要？趙紅霞的真容，以及她的丈夫和1歲的孩子，又與案件有多大關聯？
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悖論，痛恨腐敗卻沉溺于桃色情節，對“意外反腐”的興致高過了“制度反腐”。同情弱者，卻每每在正義的旗號下消費弱者，給弱者帶來更多的傷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們經常用個人好惡左右價值判斷，用價值判斷取代事實判斷。可以想見，如果缺乏對社會公義的共同堅守，一地雞毛過后，不過又是一場狂歡而已。
在利益訴求多元、價值觀念多樣的今天，每個人都有心目中的“正義”。但對于一個國家和社會來說，如何看待色情暴力？尊重他人權利？在這些基本價值面上，必須建立起應有的共識和標準，尤其需要文明理性的法治判斷。就此而言，黨的十八大提出的“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是全社會都應共同面對的課題。法治中國的建設，既離不開自上而下的制度推進，也依托于整個社會的理性投入。
也因為此，對趙紅霞案來說，無論是保障當事各方的正當權益，抑或是打消“爛尾新聞”的公眾疑慮，都應在法治的軌道上展開。我們希望，圍繞趙紅霞案展開的思考和討論，能為建設法治理性提供又一個生動案例。
義昌垮橋，還需拿出更有力回應
吳 焰
政府對突發事件的回應能力，表面上看取決于危機處置的應對技巧，實質上決定于對權力來源的認識程度
河南連霍高速公路義昌大橋垮塌現場，終于通車。自1日垮塌后，救援善后還在緊張進行。不過，事故引出的另一起“輿論次生災害”，也悄然發生。
先是政府方面初步調查認定事故原因，系“非法生產、裝載、運輸煙花爆竹等情況”，招致一些群眾“推卸大橋質量問題”的質疑；接著，當地媒體報道此次事故時，因過多表揚各級領導積極組織救援、少了對遇險車輛和遇難者的信息提供，引發網友一片噓聲。
過去相當長時期，一些地方對“出事”的第一反應，就是“瞞”與“捂”。隨著中央對“瞞報”現象的零容忍，加上互聯網傳播新格局，“瞞”絕無可能，“捂”亦此路不通，許多地方政府和部門轉變思維“熱回應”，值得肯定。義昌大橋垮塌后，省市兩地的現場救援快速有力，信息發布也稱得上“早報”、“多報”，然而，還是讓自己陷入了信任困境。個中原因值得深思。
群眾期待怎樣的“回應訴求”？一起事故發生，生命逝去、親人悲痛，讓人揪心，此時尤需相關部門在回應時能換位思考、設身處地，與民意同頻共振。若只是急于表白地方領導如何處置得力、“家屬情緒穩定”，甚至早早宣布事故“與工程質量無關”，不僅難以對接群眾的信息饑渴和情感訴求，恐怕還會引起反感，引發負面猜測。
以此次義昌大橋垮塌為例。最初的“煙花元兇說”所以引來質疑，一是超出人們的常識認知，二是確有結論過快而失于草率之嫌?！?·23”動車事故發生時，有關部門早早宣稱“雷電造成”，國務院調查組長達一年多的調查認定系責任事故；而在云南巧家爆炸案中，被當地公安局局長“敢以仕途擔?！钡摹跋右煞浮壁w登用，事后證實“是爆炸案受害人之一”……這些教訓告誡我們：事故處置不當，回應不準確，倉促定性不僅容易發生錯誤、引爆輿情，還可能讓事故真實原因被掩蓋遮蔽，最終造成政府公信力嚴重受損。這也正是為什么，中央領導一再強調突發事故要“早報事實，慎報原因”的深意。
必須承認，一些事故發生確有不可思議處，一些問題也確實復雜曲折。但越是不可思議，越要證據充分有力；越是情況復雜，越要分清輕重緩急，既需要對大家最為關心的傷亡信息多一些權威發布，又要對事故原因的認定謹慎科學。當然，并非調查時間越長才叫“科學嚴謹”，關鍵在于，結論能否經得起科學檢驗、歷史考驗？事故原因公布時能否擺脫“有結論無論證”的簡單灌輸？公眾的疑點，能否得到更有力的解答？否則，在義昌大橋的煙花小概率原因與時有發生的“橋脆脆”、“路垮垮”現象面前，公眾難免有自己的傾向。
政府對突發事件的回應能力，表面上看取決于危機處置的應對技巧，實質上決定于對權力來源的認識程度。如果把百姓“放在最高位置”，就會更加關切百姓的痛感、憂心群眾的顧慮；如果明白“讓人民監督權力”，就會直面事故疑點、及時發布信息；如果銘記“安全責任重于泰山”，就會組織力量對每一起事故進行負責任的調查，汲取教訓，避免悲劇再發。
每一起公共災難的發生，既是當地救援善后力量的一次檢驗，更是對政府回應能力的一次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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