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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超越喧寂 悠然自適

【原文】嗜寂者，觀白云幽石而通玄；趨榮者，見清歌妙舞而忘倦。唯自得之士，無喧寂無榮枯，無往非自適之天。

【譯文】一個喜歡寧靜的人一看到天上的白云和幽谷的奇石，也能領(lǐng)悟出極深奧的玄理；一個熱衷權(quán)勢的人，一聽到悠揚的音樂看到美妙的舞姿，就會把一切疲勞忘掉。只有真正了悟人生的豁達之士，才能保持純真的天然本性，內(nèi)心既無寂寞也無喧嘩，凡事只求適合天性而永遠處于自在逍遙境界。

【解說】清靜無為，在于消彌自身心理包袱。只有拋棄了心理包袱，你才會身處閑適。一個人背上了心理包袱，就等于給自己戴上了枷鎖，他的身體將為其所累，他的生活將忙亂無序，他的生命也加速衰老。因為，一個人背上了心理包袱，最是耗氣損陰。“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清靜無為就是消除那些制造心理包袱的不良因素，當一個人心理平衡時，他就不會去關(guān)注那些影響自身欲望的東西。他的心理已無欲望的騷動。他只內(nèi)守生命本真，這樣，外在的一切都已成為有利于生命健康的東西。所以，身處閑適的人，他將外物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不是滿足欲望的東西。

【例解】名下難久安 隱姓身勇退范蠡是楚國宛人，年輕時就顯示出了不同凡響的才智。為了不茍同于世俗，躲避凡夫俗子妒忌、非難，就佯裝狂癡，潛心博覽群書，探討濟世經(jīng)邦之策，隱身待時。勾踐即位后，這種時機來了，該年，大夫文種到宛訪求人才，聽說范蠡時癡時醒，便斷定他是個非凡人物，于是派屬吏前往拜謁。屬吏回來稟報說：“范蠡是個狂人，生來就有此病。”文種笑道：“據(jù)我所知，士有賢俊之才，必有佯狂之譏；內(nèi)懷獨見之明，外有不智之毀，這是你們一般人所不懂的。”于是親自前去拜訪。起初，范蠡不知文種是否有誠意，于是一再回避。后見文種求賢若渴，便對兄嫂說：“近日有客，請借衣冠相候。”果然，文種又來造訪范蠡。二人抵掌而談，終日而語，縱論霸王之道，志同道合，文種將范蠡舉薦給勾踐，成為勾踐的股肱之臣。吳國厲兵秣馬，越國也在磨刀霍霍，勾踐在范蠡等大臣精心輔佐下，革新內(nèi)政，國力日漸強大。面對威脅日益嚴重的吳國，越國企圖采取先發(fā)制人的策略，一舉打敗吳國。公元前494年，已到吳王夫差發(fā)誓報仇的時間，勾踐迫不及待地要先舉兵攻吳，范蠡極力反對。他深知越國的實力還不足以打敗吳國，更何況勾踐作為勝利之師，還驕悍輕敵，于是勸阻說：“天道充勇而不溢出，強盛而不驕悍，辛勞而不恃其功。圣人隨時而行，這是善于把握時機，天時不到，人事不應(yīng)，則隱忍不發(fā)。現(xiàn)在君王不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實在是逆于天而不和人。若是強行去做，一定會危及國家，害及己身。”勾踐不聽，范蠡又勸諫說：“兵者兇器也，戰(zhàn)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兇器，試身于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但勾踐還是不聽，遂發(fā)兵攻吳，兩國軍隊在夫椒進行決戰(zhàn)。吳軍大敗越軍，直搗越境，占領(lǐng)越國首都會稽(今浙江紹興縣)，迫使勾踐率5000殘軍退守會稽山，此時，越國已處于生死存亡的緊急關(guān)頭。勾踐身陷絕境，眼望身邊的殘兵敗將，亡國之憂縈繞于懷，他凄然地對范蠡說：“我不聽先生之言，故有此患，眼下如何是好?”在國家行將傾覆之際，范蠡體現(xiàn)了作為一名戰(zhàn)略大師所具有的卓越不凡的才智、從容不迫的氣度和當機立斷的作風。他極為冷靜地說：“持滿而不溢，則與天同道，可享天之佑；省事而節(jié)用，則與地同道，可受地之賜；扶危而定傾，則與人而同道，可得人之助。目前，宜卑辭厚禮，賄賂吳國君臣。倘若不許，可屈身以事吳，徐圖轉(zhuǎn)機。”勾踐在夫差允諾他投降之后，遂親自帶領(lǐng)妻子和大臣范蠡去吳國侍候吳王夫差。他們在吳國三年，忍辱受屈，用盡心機，最后終于贏得了吳王的信任。三年之后，被放歸故里，這之后他勵精圖治，終于打敗了吳國。范蠡追隨勾踐20多年，軍國大計多出其手，為滅吳復國立下了汗馬功勞，官封上將軍，作為一名具有遠見卓識的戰(zhàn)略家和對人生社會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憑借他多年從政的經(jīng)驗，深深懂得功高震主的道理。滅吳之后，越國君臣設(shè)宴慶功，他看到君臣皆樂，獨勾踐郁郁寡歡，立即猜到勾踐的想法。勾踐在謀取天下之時不惜群臣性命，而今天下已定，他就再也不想將功勞歸于臣下了。常言道：“大名之下，難以久安。”范蠡認為自己名聲太顯赫，不可在越國久留，何況他也深知勾踐的為人是可以共患難，而難以同安樂。于是，毅然決定急流勇退，他給勾踐寫了一封辭職信，信中說：“我聽說主上心憂，臣子就該勞累分憂；主上受侮辱，臣子就該死難。從前，君主在會稽受侮辱，我之所以沒有死，是為了報仇雪恥。現(xiàn)已報仇雪恥，我請求追究使君王受會稽之辱的罪過。”越王對范蠡戀戀不舍，他流著淚說：“你一走，叫我倚重誰?你若留下，我將與你共分越國，否則，你將身敗名裂，妻子被戮。”范蠡對宦海沉浮，洞若觀火，他一語雙關(guān)地說：“君行其法，我行其意。”他不辭而別，駕一葉扁舟，入三江，泛五湖，人們不知其所往。果不出他所料，在他走后，越王封他妻子百里之地，鑄了他的金像置之案右，比擬他仍同自己在朝議政。人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尊無害的偶像，可以崇拜，借此沽名釣譽，但對還留在朝中的功臣，勾踐則是另一種態(tài)度了。范蠡泛舟江湖，跳出了是非之地，秘密來到齊國。此時，他想到了有知遇之恩，且風雨同舟20余年的文種。他給文種作書一封，寫道：“凡物盛極而衰，只有明智者了解進退存亡之道，而不超過應(yīng)有的限度。俗語說，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啄，鷹眼狼步，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先生何不速速出走?”文種接到范蠡的信，恍然大悟，便自稱有病不再上朝理政，但為時已晚，不久，就有人誣告文種企圖謀反，盡管文種反復解釋，也無濟于事。勾踐賜文種一劍，說：“先生教我伐吳七術(shù)，我僅用其三就將吳國滅掉，還有四條深藏先生胸中，請去追隨先王，試行余法吧。”再看所賜之劍，乃吳王當年命伍子胥自裁之劍，這真是歷史的莫大嘲弄。文種一腔孤憤，仰天長嘆：“我始為楚國南陽之宰，終為越王之囚，后世忠臣，一定要以我為借鑒!”引劍自刎而亡。范蠡和文種對待官祿的態(tài)度不同，自然有兩種不同的結(jié)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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