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環境爭議的玄機
尚前名
日前，外商在華投資環境問題再成熱點。一方面，所有的在華外資企業幾乎無一例外地表示“中國的投資環境有了明顯改善”；另一方面，抱怨“外資企業在中國受到越來越多不公平待遇”的聲音又時常出現；更加耐人尋味的是，這看似矛盾的兩種觀點，其來源卻又大體相同——外資企業或其利益的代表。
對于前一種觀點，無需多言，因為幾乎已是世人皆知的常識；那后一種觀點又緣何出現呢？
首先要明確一點，中國投資環境爭議的焦點，不在于是否對外資有所限制，而在于限制的多少。在任何國家，外國投資的進入和發展都要符合一定條件。因此，問題的關鍵是如何評價中國對外資的限制程度。實際上，中國對外資的限制絕不是世界上最多的，只能算是中等偏下一點。
換句話說，比中國限制嚴格的國家和地區大有人在。那為何一些人盯著中國不放，并拋出“中國限制最多”的言論呢？而且，明明是投資環境發生了明顯改善，卻為何又偏偏在這個時候發出“受到越來越多不公正待遇”的抱怨呢？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對中國市場的覬覦。市場是企業的生命源泉，市場越大，企業的發展就會越好。尤其是在危機背景下，當全球市場萎靡之時，在中國的發展很可能決定著不少外資企業的生死存亡。更加重要的是，像中國這么大的市場，世界上沒有幾個。因此，對這些企業而言，必須想方設法擴大在中國的市場，這其中也自然包括希望中國減少對外資的“限制”，以利于其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
其次，不少外資企業并沒有做好迎接國內企業挑戰的準備。改革開放初期，外資企業無論是資金、技術，還是管理能力，國內企業都望塵莫及。因此，在內外資企業同場競技的時候，不出意外的話，勝利者往往都是外資企業。如今，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二者的差距迅速縮小，部分領域甚至平起平坐。
不難想象，今天的內外資企業同場競技，鹿死誰手很難說。因此，與其說是外資企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倒不如說外資企業的競爭優勢已不再明顯。這也告誡外資企業，要想在今天的中國謀求更大發展，必須拿出更具競爭力的投資來。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心理因素。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之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外資企業在許多方面都比國內企業享受更多的優惠待遇。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從制度上保證內外資企業公平競爭是必然的選擇。然而，對于外資企業來說，原本享受的優惠少了或沒了，自然讓他們覺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助學須“金”亦須“禁”
張輝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01年-2020年)》公布后，引發了社會各界對義務教育的熱議，非義務教育階段的獎助學制度卻鮮有言及。
據權威統計，近年來國家助學制度不斷完善。2006年，中央財政用于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職業學校的國家獎學金助學金投入的金額為20.5億元，今年，這一數字已增至260億元。
教育關系到一個民族的生命力和未來，是政府公共服務的重要內容。作為教育公平的規則制定者和責任承擔者，加大獎助學金投入，是政府責任歸位的重要體現。近年來，中國財力大幅提高，國家辦教育的能力也有所增強。在此背景下，加大獎助學金投入，是中國教育界的福音，有助于教育公平的陽光普照。回頭看，我們在這方面走過彎路。上世紀90年代初，國家財政用于非義務教育階段的相關經費過少，助學金淡出人們的視野，一些考上院校的貧困家庭孩子因此不能完成學業。
這不是秋后算賬。只是，如何讓教育投入和經濟增長協調發展，應是有關部門深思的一個問題。畢竟，民族的前途系于教育，教育公平更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社會穩定器的角色。國運不昌時如此，國家富強時更應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欺上瞞下的行為，成為教育公平的絆腳石。比如，個別學校違反有關規定，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抵扣助學金。此類行為的操作方法，大多是將助學金的一部分截留，每月在學生飯卡里打入定量金額，學生憑其可到學校食堂等地方消費。然而，學校打入飯卡里的金額往往超過學生真實所需。這種方式把助學金和學校食堂的生意捆綁起來，難以充分發揮助學金的功能。
還有一些學校存在將不符合資助條件的學生納入資助范圍的現象。在這些學校，學生能否獲得助學金，在相當大程度上取決于和輔導員的“關系”。為了能得到這筆猶如“天上掉餡餅”的錢，個別學生挖空心思，或拍馬溜須，或送禮孝敬，輔導員于是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把助學金當成人情“反哺”出去。
教育公平涉及所有人，是社會最基本、最重要的公平。在政府擴大助學金規模和覆蓋面時，如果連助學金的發放都不能做到公平，如何奢談構建社會公平？從獎助學制度的完善到經費保障，再到經費的發放使用，整個流程都宜更加公開、公平、公正。為確保困難學生能夠得到應有的扶助，有關部門一定要從嚴甄別，陽光操作，嚴禁將獎助學金私相授受。
記者從業風險增大 應該立法保護記者
林蔚
三年前，筆者曾就著名假新聞“紙包子”撰文提出：“該怎樣管住記者”。而今天，面對《經濟觀察報》記者仇子明因揭露凱恩公司關聯交易內幕，浙江遂昌縣公安局網上通緝這一令人震驚的事件時，筆者突然強烈地意識到，在公權力不時被一些地方肆意濫用而成為某地或某利益集團“打手”的嚴峻現實面前，如何保護記者才是更緊迫的命題。
被執法機關“追捕”的記者，仇子明不是第一個，估計也不會是最后一個。仇對凱恩公司的“揭黑”是否完全客觀、真實，應由權威部門裁定。仇所報道的是一起很復雜的經濟案件，遂昌警方在接到報案后第一時間顯然不可能做完調查取證，卻認定記者涉嫌“捏造并散布虛偽事實、損害他人商業信譽、給他人的權益造成重大損失”的“損害商業信譽罪”，定罪和通緝如此神速，這是在依法辦案、依程序辦案嗎？
退一萬步說，即便仇的報道有失實、偏頗之處，只要不是主觀故意，那也不過是工作失誤，將其上綱上線到違法犯罪至少不公平。而有的警察執法犯法——比如在湖北省委門口打“大領導夫人”的那幾個，也只是被行政或紀律處分一下。此次遂昌警方通緝記者的做法，如果最終證明是錯的，他們能否給自己定性為違法犯罪？為什么記者有失誤就要被通緝？
以良善之心揣度之，遂昌警方對仇的通緝不過是盡職盡責，不過是“有警必出”。可是，“凱恩”對記者的報案是“警情”，媒體公開披露的關于“凱恩”所涉的重大經濟犯罪事實，怎么就不被遂昌警方視為“警情”而對涉嫌犯罪者采取措施？
筆者對遂昌警方與“凱恩”是否有什么“默契”并無猜測的興趣。上述詰問，完全源于對媒體和記者生存狀況和執業環境的深切憂慮。在阻止權力與金錢可能合謀作惡方面，社會多么需要媒體那雙盯死“黑暗”的眼睛，多么需要一群嫉惡如仇的媒體人。可是，他們之中有的人卻正在受到追捕。想要保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人，拿什么保護自己？
這是媒體和記者們的悲哀，更是社會的悲哀。剛才，已有消息說在遂昌公安局的上級麗江市公安局的責令下，仇的通緝令已被撤銷。可是，下一個仇子明會是誰？他也會這樣幸運嗎？下回“上級”如果不出手相援又怎么辦？
多年來，媒體及社會各界不斷為新聞立法呼吁。大家都理解中國有自己的國情。但現在，記者從業風險越來越大，相關的立法是不是可以抓緊動作？若能如此，那將不僅是我國法律建設的又一重要成果，更是全國媒體記者們最大的福音。
南海地區形勢日趨復雜應警惕問題國際化
凌一寒
隨著美國西太平洋地區策略的調整，南海地區形勢變得日益緊張和復雜。在某些外部勢力看來，南海大有成為“亞洲巴爾干”之勢。
首先，美國調整全球稱霸戰略是南海問題國際化與復雜化的根本動因。隨著北約在歐洲地區擴張接近尾聲，美國對中東與中亞地區控制局面的基本形成，美國開始將其戰略重心逐漸東移，以控制中國不致發展成為美國的全球戰略對手。
中國的發展是不可遏制的，這是一個不爭的現實。采取何種策略使中國不發展成為美國稱霸的威脅，這是美國政客們長期以來思考的一個戰略問題。南海問題國際化與復雜化就成為美國控制中國發展的一個戰略舉措。美國希望通過這種“兩化”，使中國將更多的戰略資源投入到解決南海問題上來。這是美國“引導”中國戰略資源分配的一著棋。
其次，有關國家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以期在南海問題上得到好處是主要原因。與中國在南海有爭議的國家，想在南海問題上撈到好處，一是試圖大力推動將南海問題“升格”為東盟與中國之間的問題來解決。
二是拽南海地區之外的大國成為南海問題的一個“相關者”。比如有關國家與美國公司在南海共同進行石油開采就是一個典型的手法。
三是暗中鼓動與支持某些海盜團伙在南海地區作案，威脅南海地區國際航線，以使更多的南海地區之外的國家參與到南海問題中來。近年來，南海地區因海盜引起安全形勢惡化，與這種暗中支持與慫恿不無關系。
再有，某些外部勢力認為，中國現在對南海的影響與控制“有機可乘”。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對南海的行政力不能強有力地實施。隨著南海資源被盜用的形勢日益惡化，中國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對其進行遏制與消除。二是，南海地區某些國家大力發展軍事力量，使其在南海某些區域的軍事存在勝于中國。
當前，在南海問題上，既要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海洋權益，也要維護國內外穩定大局；堅持處理南海問題的政策主張，即根據國際法，通過當事國間的雙邊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有關爭議。這應視為炎黃子孫的共同責任，需要我們更高的智慧。
外來勢力只會使南海問題復雜化。亞洲國家應該顯示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協辦將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而不能讓南海變成某些外來勢力謀略的“水上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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