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條”加壓樓市調控
唐敏
國慶長假之前，房地產市場調控再度加碼。
首先，各商業銀行對貸款購買商品住房，首付款比例由之前的20%調整到30%及以上；對貸款購買第二套住房的家庭，嚴格執行首付比例不低于50%、貸款利率不低于基準利率1.1倍的規定；暫停發放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貸款；對非本地居民暫停發放購房貸款。
其次，對于呼之欲出的房產稅盡管仍然延續了試點的說法，但強化使用了“加快推進”、“并逐步擴大到全國”的字眼。同時，調整了住房交易環節的契稅和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
其三，再次強調增加居住用地的供應總量。對于拖延、阻礙形成真正住房供應量的閑置土地、拖延開竣工、捂盤惜售等行為，要求對企業“暫停發行股票、公司債券和新購置土地”。
其四，進一步加強市場監管，加大對住房交易市場檢查力度，依法查處經紀機構炒買炒賣、哄抬房價、慫恿客戶簽訂“陰陽合同”等行為。
其五，對穩定房價和住房保障工作政策落實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省級人民政府，進行約談，直至追究責任。
上述五條，從金融、財稅政策到行政手段左右“開弓”，彰顯了中央對房地產市場調控的決心，而且預留了足夠的政策空間，不排除下一步抑制投資需求政策(包括進一步提高杠桿率，房產稅的出臺等)的強化。
連日來，在房地產調控政策強化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出現了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雜音”：或者高調宣稱“調控已經見效，政策不用再加力”；或者以個別城市、個別樓盤價格的上漲以偏概全、以點代面渲染房價逆市上揚、價量齊升的虛假繁榮局面，營造緊張空氣，讓不掌握全面情況的老百姓猶如“驚弓之鳥”。此次調控政策再次加碼，可以警醒有關各方“試探”的僥幸心理。
現在，對房地產相關主管部門來說，則應加快房地產市場和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建設，為群眾住房消費和加強房地產市場管理提供全面、及時、準確的信息。防止一時一地的數據影響市場判斷，進而誤導市場走勢甚至政策走勢。
對房地產商和房地產投機者來說，一定要看清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大局和大勢，不要只顧眼前利益看錯方向；一定要理解決策者的調控重心和決心，切忌以僥幸心理博弈政策。
對于廣大的中低收入者來是說，應該看到以租賃方式保障其階段性基本住房需求是世界通行做法，現階段，量力而行、從租到買、從小到大，才是紛繁樓市中“去偽存真”的合理心態。
全民打拐盼“拐點”
賈立君
近日，來自江西、河北、廣東、內蒙古等地的30余名家長，在北京街頭拉開自制的百米“尋子墻”海報尋找失蹤子女。“尋子墻”中一張張活潑可愛的童稚容顏背后，佇立著一個個心力交瘁的父母，聚焦無數關注目光。
盡管拐賣婦女兒童犯罪一直是政法機關的打擊重點，但受利益驅使，喪心病狂的人販子近年來沉渣泛起，并呈現犯罪組織職業化、集團化，犯罪手段暴力化、多樣化等特點，成為繼毒品犯罪和武器走私之后的全球第三大非法貿易、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重大犯罪問題。在強烈譴責犯罪惡行的同時，公眾也應反思社會管理漏洞及其深層原因。
當前，我國拐賣犯罪成因主要呈現出四個特點。首先，“買方市場”龐大導致拐賣犯罪屢打不絕。有的農村“傳宗接代”、“養兒防老”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一些人不顧法律約束，非法收買兒童，形成巨大的買方市場。
其次，社會管理漏洞給了人販子可乘之機。由于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和留守兒童入托難、入學難，家長們忙于生計，無暇看護子女，成為人販子的主要侵害目標。有的地方勞務中介機構管理不規范，人販子混跡其中。一些城市街頭兒童、殘疾人流浪乞討問題沒有得到有效整治。一些地方戶口管理不嚴格，致使被拐婦女兒童能夠落戶、上學。
再有，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誘發拐賣，特別是經濟落后地區女青年外出務工，容易被拐騙。
同時，群眾反拐防拐意識淡薄，法制宣傳教育滯后。一些人認為介紹、收買兒童是積德、做善事，認為人販子是介紹婚姻的“紅娘”。更為嚴重的是，某些基層干部對這種犯罪行為也存在模糊認識。
今年9月25日，是中共中央發表《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30周年紀念日。30年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實行使我國少生了4億人，為實現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子女數量的減少，也令中國家庭對于孩子的期望、重視和敏感度遠遠超出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人口拐賣對社會人心的殺傷力也由此更顯慘烈。
各級各部門的決策者、執行者，有責任、有義務站在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的高度，來看待打拐的重要性，全面開展綜合治理，多部門聯手依法嚴打，盡快設立專門打拐機構和專項經費，加大對拐入地的治理力度，堅決處理收買人員，消除買方市場，營造“全民反拐打拐”氛圍，讓人口拐賣勢頭現出“拐點”，讓離散的親人重新團聚，骨肉莫再分離！
風險社會的行政自律
廖音
時為多事之秋。城鄉群體性事件居高不下，極端惡性事件更有增加之勢。縱有千般客觀理由，權力運行不盡規范往往不是源頭就是推手。法治政府建設路線圖雖早已明確，一些地方和部門盲目決策、草率決策乃至逐利驅動下的“惡意決策”問題依然突出，批量生產出政府投資失誤、樓脆脆、橋塌塌、征地拆遷血案、隨意漲價、環境惡化等易燃易爆點。
馴服權力已時不我待。在群體差距步步拉大、利益結構趨于固化的當下，底線不斷失守，大量受損者幾被逼入退無可退的墻角。又因社會透明度增加，粉飾掩蓋不再容易，民眾權利意識增長，“老實”不再是眾口交贊的美德，社會容忍度已較往昔明顯降低。警鐘已然長鳴，若不警醒并付諸行動，砸下來的將是達摩克利斯之劍。
誰也不愿看到人仰馬翻的兩敗局面。外部制約固然是更有效的方式，權力自律依然值得期待，兩者合力，將是一條成本最小、風險最低的化解之途。
榜樣并不缺乏。比如，近年來，一些地方和部門基于維穩壓力，開展行政決策前的風險評估，把涉及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公共利益、民眾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決策，列入風險評估范圍，如政府重大投資項目、企業改制、征地拆遷等。此舉收效明顯，大可總結完善，并推而廣之。
決策是否合法、合理、可行，會否埋下風險種子，不是屁股坐在辦公室里拍拍腦袋掐掐手指就能知道，甚至也不是“班子”合計合計便能無憂，需要有一整套的事前評估機制。應引入專家論證、公眾參與、專業組織評測等手段，通過輿情反映、問卷調查、重點走訪、召開座談會等方式，收集整理相關信息、意見，并對可能引發的各種風險加以研判，提出風險等級和風險防范建議，確保決策出臺后能夠平衡順利實施。
社會穩定自然是最顯性、最切近，也是各級政府和部門最擔心的風險，但綜合系統的評估還不限于此。考慮到頻頻爆發的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大量財政風險也應重點防范，成本與效益分析不可或缺。考慮到種種形象工程、腐敗工程，道德風險亦當嚴防死守，程序正義不能顯失。此外，許多行政決策涉及發展與保護矛盾，關乎生存質量與發展后勁，環境生態風險也可單列。
風險評估，其實是“不可行論證”，凡是風險不可控的，都不應列入決策議程。即便是出臺后的決策，也應跟蹤其執行情況，一旦發現風險苗頭，當及時糾偏或剎車，勿待亡羊補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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