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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肅問責是善治之始

鄭志

日前，上海“11·15”特大火災事故處理決定公布，靜安區建交委主任高偉忠等26人被移送司法機關，另有28人受黨紀、政紀處分。其中，靜安區區長張仁良被行政撤職、撤銷黨內職務，上海市副市長沈駿受行政記大過處分，市政府和市長韓正分別向國務院作深刻檢查。

如此處理，可稱嚴肅。58條無辜生命一朝殞滅，大范圍嚴厲追究政府相關領域各個層級官員責任，無疑是恰當的，也是開啟善治的第一步。

開啟善治，首先要對過去錯誤表示絕斷。與上海黨政負責人此前在多個場合的表態一致，此次公布的問責結果，再度彰顯執政者從嚴治吏的決心，也免除了坊間半年多來對“問責不力”的擔憂，一定程度上能夠恢復當地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處分干部是一個方面，加強對領導干部的管理和監督，提高國法黨紀的執行力，避免重犯錯誤才是關鍵所在。從這個角度，每一次嚴肅的問責處理，都是對各級政府官員一次生動的警示教育，進而凝聚朝野對問責制度的共識，堵住或明或暗的各種監管漏洞。

進一步而言，問責制度可以更加完備。不單單限于一定要產生重大危害性后果，才啟動問責；當黨政官員的行為足以造成重大危害的威脅，但由于客觀原因沒有產生后果時，同樣也要嚴格問責。要讓問責制如同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高懸在掌權者頭頂，時刻提醒其不得逾越權力的邊界，提醒其更加慎重對待手中的公權力——是為達成善治的保障。

罰當其責，責當其權。在這樣嚴肅的問責過程中，體現出嚴格依法、公開透明、權責對等的原則，正是轉變政府職能所必需之精神。而政府職能轉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公共服務與時俱進的要求和標準，是通往善治與和諧的必由之路。

“11·15”特大火災是一幕悲劇，但上海市民展現出的公民意識，以及政府對公民意識的積極態度，讓全社會在悲劇中看到了正面的力量。公眾輿論第一時間表達了問責的迫切意愿之后，當地黨政機關及時回應互動，在公開場合多次表達自責之意，多次保證要嚴肅處理相關官員。當政者包容的心態，誠懇的姿態，不僅沒有加劇反彈，相反，極大穩定了社會情緒，彌合了官民對立。這也是善治的應有之義。

事故處理決定公布后，受災群眾的訴求發生新變化，外界對整頓建筑市場、加強干部監管的呼聲再度高企。通過觀察此次問責的力度，有理由相信上海革新面貌的決心，也期待這座常引領風氣之先的城市，能為全國作出一個榜樣。

工程“延伸性損害”勿傷民

來建強

日前，筆者在多個省市調研發現，一些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因征地造成了沿線及周邊的生態環境改變，導致這些基建項目周邊土地耕作條件、生產環境惡化，引發當地群眾與施工方沖突。而且，這種因大規模開展“鐵公基”等基建項目帶來的“延伸性損害”正呈現出擴大趨勢。

“被征一小塊，荒了一大塊”。在一些地方，由于高速路段的建設，阻斷了原來賴以耕作的水源，打地基的過程中，又有大量碎石滑落并堆積到地里，被斷了水源同時又被碎石覆蓋的土地難以再像往常一樣耕作莊稼。

一些地方，工程開建后，莊稼逢雨就被淹。某建設項目開工建設以后，切斷了原有的自然水系，雨水無法排泄暢通，積留在沿線兩側，導致大面積莊稼被泡。筆者親見土石方高高堆起來的路基突兀地橫穿在莊稼地里，項目周邊的一些地里積水形成了一個個水塘，剛被淹過的莊稼葉片上仍殘留著泥巴澇漬。

這樣的后果是沿線部分農民喪失了賴以生存的土地，或是因此而遭受較大損失。再加上賠償機制的缺失，引起了被征地農民的不滿。個別地區發生的沖突，也正是由于農民向施工方索賠未果而引發。

對國家的大型基建工程，理應給予支持，但是相關部門和企業應當充分照顧到被征地農民的利益，尤其要謹防流血拆遷事件的“翻版”在基建項目的建設中發生。尤其是“鐵公基”等基建項目，從規劃建設之初就應當充分考慮沿線排洪設施等配套建設要與工程同步開展，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施工給地方帶來的“人為災害”。不僅如此，應從保障農民利益的角度出發，建立“延伸性損害”的補償機制。

首先，有關部門宜盡快研究出臺“鐵公基”等公共基建項目在征地建設過程中給地方生態環境、土地耕作帶來的一系列“延伸性損害”補償規定，保證補償及時到位，并及時修復因建設帶來的生態破壞，緩解矛盾沖突。

其次，造成損害的評估要由專業中介機構來鑒定，以保證結果的公正、客觀和權威性，爭取被征地農民的最大信任。再者，需要進一步明確責任主體。從基層干部的反映看，個別地方之所以出現流血沖突事件，直接原因是建設業主和施工方在損失賠償問題上互相推諉責任，導致賠償款遲遲難以到位。由此，對“延伸性損害”應嚴格遵循“誰損害，誰賠付；誰損害，誰修復”的原則，盡快落實責任，防止矛盾激化。

依法讓利化解拆遷困局

劉林李

在最近發生的一些地方政府與群眾的拆遷矛盾中，比較普遍存在一種“頂牛怪圈”。地方政府表示，他們按照國家和有關部門的規定標準給足了補償，原原本本把政策落實給了老百姓；但老百姓仍有種種理由拒絕拆遷，或討價還價，或久拖不決，或反復上訪。雙方各執一詞，互不相讓。

這一僵局自然首先要回到法治軌道上來解決。法律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基石，每一政府和每個公民的行為必須以法律為準繩，否則有法不依，社會將亂套，有規定不執行，工作更加難做。

在政府依法行政的同時，群眾依法維權也至關重要。固然，在拆遷矛盾中，群眾整體而言處于弱勢一方，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也合情合理，但以往案例也顯示，確有少數群眾拋開固有標準，只強調自身的特殊情況，提出過高的特殊化要求，這也是與依法要求相違背的。更有極端者，一怒之下，走上暴力道路，制造出惡性事件，使暴力抗遷與暴力拆遷同時并存，實為令人痛心的悲劇。

此前多年飽受爭議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已經被廢止，代之以今年年初實施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至少從條文上看，可以合理預期政府的拆遷行為更加規范，更加嚴謹。能不能正確理解拆遷，理性接受補償，依法維護權益，對群眾而言也是一道新的考題。

不過，對拆遷而言，僅靠理性化的法律法規可能還是不夠的。它是一條底線，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轉型時期利益分化、訴求多樣，當前相關法律也仍然不能令所有人滿意，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在得到肯定進步的同時，也留下一些懸而未決的妥協與爭議，且即便是執法，也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間。地方政府推進城市化進程，還得講感情、講方法，僅僅生硬執法或選擇性執法，顯然不會那么順利，易形成對抗局面。

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謀福利，是我們黨和政府的宗旨，在法律許可范圍盡可能讓利于拆遷戶，乃題中應有之義。事實證明，凡是依法行政和讓利于民這兩方面結合得好的地方，其拆遷工作普遍進展順利，后遺癥較少。反之，拆遷矛盾就比較突出，不穩定隱患不斷滋生，有的甚至發生過激事件，引起諸多不良影響。

正如中部某個近期因拆遷出現極端惡性事件省份的一位地方官員所言，在拆遷等一些涉及群眾利益的工作中，政府不僅要依法行政，還要在依法中讓利于民，重視群眾利益。即使城市變美了，老百姓如果沒有受益，甚至受損，那也不會有社會的和諧穩定。

該戒掉食品添加劑嗎

張冉燃

在“添加”引發的食品安全事件頻繁曝光后，公眾對食品添加劑幾乎談虎色變。越來越多的人表示，他們懷念“天然食物”的口味，不希望讓食品添加劑欺騙自己的感官。那么，我們的生活是否真的能夠避免食品添加劑？

據悉，目前全世界的食品添加劑品種已經達到2.5萬種，其中常見的大致有600～1000種。人類97%的食物中都含有食品添加劑，比如果凍里的防腐劑、蜜餞里的甜味劑、各類食品里的增稠劑，等等，可以說，在現代食品工業社會里，我們已經陷入了食品添加劑的“十面埋伏”。

而這般廣泛應用，恰在于其適應了人們的消費需求。比如，缺乏使用食品添加劑的產品，外觀上可能出現褪色、軟硬不均等現象，進而影響觀感和食欲。更不利的是，如果不使用防腐劑，微生物就很可能破壞食品存放安全，引發細菌性食物中毒等事故。換言之，倘若都不加食品添加劑，那么大部分食品都可能難看、難吃、難以保存等，食物種類也將大大減少。

現在的問題是，一些食品生產經營者唯利是圖，無視消費者的身體健康，超標準、超范圍、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劑，甚至是添加有毒、有害物質。其實，至今發生的真正的食品安全事件，尚無一例由食品添加劑引起，皆是添加有毒、有害物質造成。而有毒、有害物質，其實是“非法添加物”，其與食品添加劑本該涇渭分明，但社會往往將其混為一談。

當然，一些食品生產企業過分迎合消費者喜好的現象也較為突出。比如很多人都熟悉的——給嬰兒更換奶粉常常遭到嬰兒拒絕，其原因就在于，奶粉廠家通過香精“綁架”了嬰兒的味覺，導致其排斥其他品牌奶粉的口味。而這并不是食品生產經營者單方面的責任。正如中國農業大學食品學院副教授范志紅所說：“消費者的味蕾，擁抱著濃郁的香精；消費者的眼睛，追隨著美麗的色素；消費者的牙齒，欣賞著帶來脆爽的起酥油。”更明確地說，消費者有“好色之心”，就會有人奉上色素；消費者有“憐香之情”，就會有人捧上香精。消費者喜歡松軟？喜歡柔滑？喜歡細嫩？……只要你有欲望，自然就會有相應“科技含量”的食品添加劑去滿足你。這意味著，食品添加劑的蓬勃發展，或者說是某種程度上的濫用，其實是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共謀。

從這個角度講，過分追求“天然食物”并不現實，可行之道有二：一是生產者自律及對生產者的他律，促其合理合法運用食品添加劑，二是消費者調整心態，避免過度追逐食物的口感、色澤等，明智地選擇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