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利率時代求儲蓄保值
呂志強
日前公布的7月份CPI，同比上漲6.5%，創37個月以來新高。CPI持續走高，導致居民儲蓄存款不斷縮水，儲戶實際上早已進入負利率時代。截至8月中旬，負利率已持續17個月，老百姓的存款正因CPI持續上漲而不斷貶值，直接體現的是銀行儲蓄存款的實際收益為負數。比照當前6.5%的通脹率與現行的銀行定期存款利率不難看出，通脹率已高于銀行一年期、二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各檔定期存款年利率。假如儲戶1萬元存一年期存款，現行年利率是3.50%，按7月份的通脹率6.50%，一年后儲戶將損失300元。
面對通脹壓力和負利率的現狀，央行近年來雖多次加息，實際利率至今仍是負數。政策落后于市場，是不爭的事實。頻繁加息和過度加息，的確都會引發連鎖效應。對于儲戶來說，加息總比不加息好，負利率總不是利好。對于政府而言，負利率或許在短期內能對調控經濟運行起到一定的作用。
不過，應當看到，負利率會挫傷居民消費熱情，降低購買力，長久下去客觀上會變成向儲戶征收隱形的通脹稅，使通脹預期更加趨向不穩定。為此，建議可重啟保值補貼政策，由中央財政按物價上漲指數對居民定期儲蓄存款（包括國債）進行利息補貼，以保護儲戶的合法權益。
我國曾于上世紀50年代初和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兩次實行居民保值儲蓄。實踐表明，實施保值貼補可以在高通脹時期解決居民儲蓄存款負利率問題，在穩定居民儲蓄，改變居民通脹預期，增強遏止通脹信心，促使物價回落，抑制通脹等方面發揮了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是“負利率時代”政府以人為本的有效作為。因而，理所當然得到了城鄉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
毋庸諱言，采取保值貼補政策來抵御通脹只是權宜之計，可能會產生諸如價格扭曲、影響利率浮動，給經濟結構轉型帶來新問題，但畢竟是給到期支取的定期存款儲戶直接補上了通脹的利差，讓儲戶感受到了存款存在銀行是進了“保險箱”，可有效抵御通脹。從這個意義上說，保值貼補政策對儲戶的心理影響絕不亞于它的實際效用。
當然，實施保值貼補政策，會讓國家財政多一筆開支。值得欣慰的是，我國經濟經過多年的又好又快持續發展，國力不斷增強，完全具備了重啟保值貼補政策的財力。今年上半年全國財政累計收入達56875.82億元，同比增長31.2%。而政策只要心里有民，真正做到以人為本，保值貼補開支是應當確保的。畢竟，這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百年郵政轉型要務
李紹飛
日前，國家郵政局對外公布了《郵政業發展“十二五”規劃》，這是我國郵政體制改革后作出的第一個覆蓋完整規劃周期、引領郵政業發展的五年規劃，字里行間透著勃勃雄心。繼政企分離之后，中國郵政業迎來新一輪的變革。
在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中國郵政這家“百年老店”如何遵從市場的發展規律積極轉型？《規劃》指出，“十二五”期間，郵政業發展要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深化郵政改革，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促進郵政業轉型升級。
郵政業轉變發展方式首要一點在于服務理念的轉變。作為勞動密集型的服務企業，郵政業在樹立以服務促發展的企業理念、積極轉變市場營銷模式方面的動作，備受關注。
如今，郵政業的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郵政各領域內競爭日趨激烈，客戶需求個性化、多樣性趨勢加強。作為買方市場，客戶擁有越來越多的選擇空間。在此背景下，中國郵政要在競爭中取勝，勢必從以自我為中心轉向以客戶為中心，從全員攤派和推銷的“總動員”模式轉向專業化營銷的市場模式。
其次，調整優化郵政經濟結構，不斷提高郵政運營效益，這是中國郵政轉變發展方式、實現郵政轉型的要義所在。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等現象是中國多年來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典型癥狀，同樣，郵政業亦深受其累。以營銷為例，從事營銷的物流專業人員與承擔營銷任務的職工、物流公司與郵政支局綜合營業機構向客戶重復“公關”現象普遍存在，在大客戶營銷中尤為突出，這不僅造成了人力資源的浪費和內部惡性競爭，而且影響了客戶對于郵政業的評價和信任。
因此，郵政選擇優化業務和資源結構，樹立效益為先的市場理念，優先發展能夠利用既有資源、規模效益可觀的業務。唯有如此，郵政業才能做大業務規模，減少固定成本，實現“降本增效”的目標。
當然，郵政轉型還離不開創新的思維和行動。積極推進科技進步、創新發展思路是郵政保持和增強競爭力的核心。面對信息社會的大潮，中國郵政通過加快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郵政業，特別是對IT應用系統的規劃和整合，實現信息資源共享，建立高效、便捷的服務和管理系統；尤其是把握住當下電子商務的機遇，充分發揮中國郵政的整體資源優勢，加快郵政電子商務發展步伐，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管理水平，將高效促進中國郵政完成向現代企業的成功轉型。
輿論事件的科學應對
王研
如今是開放的信息社會，一旦發生公共輿論突發事件，其資訊傳播的速度和廣度，與過去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語。這就要求公共管理部門在處理這些問題上顯示出更強的能力。因為，在類似事情的處理上，公眾除了看到虛擬世界對現實世界的影響之外，還會特別注意政府相關部門在應對上的態度和水平，真誠、坦率、技巧、時機等都是能贏得人心和信任的元素，若對這些掌握不足，那么就會與公眾“求真相”的呼聲形成反差。
“青澀”不會換得好效果。比如，一些原本相當簡單的事件，反而在相關部門介入后被復雜化了。近期的“官員艷照門”事件可謂一例：在網曝昆明發改委有官員聚眾淫亂成為網絡熱點后，相關部門原本只需查明真相就能回應得清清楚楚，可卻因多個部門對“艷照系PS拼接而成”、“艷照與發改委無關”等說法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引發了更多本可以避免的質疑。
與此前后還有一些類似事件，也大都是因沒有及時、明白、真誠、完整地回應公眾，給人們留下了猜測和乃至臆想的空間。
前述事件雖已告一段落，但教訓還是應當總結。譬如，在應對公共輿論事件時，一些地方政府宣傳部門本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像“官員艷照門”涉及當事人所在單位昆明市發改委、調查單位昆明市公安局、處理單位昆明市紀委等多個部門，可以由當地宣傳部門出面組織涉事部門，共同發布調查結果并共同回應媒體質疑。這樣在發布前就可能發現工作中尚存的缺失，而不至于因單個部門發布信息可能出現缺漏乃至發生信息沖突。
再有，多數部門已建立起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就一定要真正發揮其“媒體與公眾之間的橋梁作用”，這不僅要求新聞發言人具備扎實的媒體業務素養、豐富的信息傳播知識，而且要求具備足夠的輿論應對技巧。如果新聞發言人成了擺設，或是時不時犯些低級錯誤，在關鍵時候就有可能成為激化矛盾的由頭。
進一步言之，在這樣一個開放的信息時代，能夠更從容地在輿論面前維護真實、闡明真相、展現形象，能夠用事實且具有親和力的交流與公眾溝通，應是對各級政府部門的新的要求，也應成為考察領導干部綜合能力中的一項硬指標。
而在應對具體的輿論危機時，相關部門需注意以下幾點：一是認真調查。涉事部門要本著嚴謹負責的態度進行調查，首先弄清真相。二是如實、及時發布，拖、瞞等套路行不通。用誠意回應公眾質疑，不僅會讓公眾感到當事部門的誠意，還會讓公眾感到你的能力，換回的則是涉事部門公信力的提升。
日本右翼陰霾又現
霍建崗
接替菅直人民主黨黨首大位呼聲最高的日本現任財務相野田佳彥8月15日稱，二戰甲級戰犯“在法律上已經不是戰犯”。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中韓等深受日本軍國主義之害的國家一致譴責。
小泉時期是歷史問題的高潮，日本右翼政治勢力在那時也最為猖獗；近幾年相對顯得比較平靜，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政界吸取了小泉的教訓，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執政的民主黨在歷史問題上整體所持看法較為溫和。而野田的發言，卻讓人看到了民主黨的另一面，不由得讓人擔心在歷史問題上日本的未來走向。
極端頑固的右翼國粹派在日本屬于小眾，成員組成多與暴力團體黑社會組織重合，在日本街頭經常能看到他們的高音喇叭宣傳車經過，但普通百姓與他們并無共鳴。右翼媒體近幾年也不甚景氣，《產經新聞》經營狀況不佳，右翼雜志《諸君》甚至在幾年前就停刊了，另一右翼陣地《呼聲》刊登的右翼文章也顯著減少。
自民黨本來是右翼政客的大本營，但這幾年一些著名的右翼政客逐漸淡出自民黨，也使政界的右翼從顯性轉為隱性。“著名”右翼政客中川昭一已經故去，前首相小泉、安倍的影響力也大不如前。原自民黨右翼政客領軍人物平沼赳夫，現在也避居奮起新黨這一小黨，在政界的能量大大減退。目前在自民黨占主流的石原伸晃、石破茂等都是所謂的“戰略派”，不管他們心里怎么想，但在言行上算不上右翼。自民黨現任總裁谷垣禎一原先在歷史問題上態度一直開明，而在當了總裁之后去參拜靖國神社，被視為欲討好自民黨的支持群體。
但是，在日本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日本整個的社會氣氛正變得越來越內向，越來越敏感。而在歷史問題上，“正義與非正義”的界限也似乎越來越模糊。日本媒體曾調查現在的日本教科書，除日共所屬的出版社外，其他出版社在歷史問題上的記述都變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中性”，這直接影響到青少年對歷史的正確感知與認識。2006年曾撰寫暢銷書《國家的品格》的藤原正彥，最近出版了新書《日本的驕傲》，這兩本書其實都是將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步入軍國主義的歷史予以美化，借此“激發日本人的自豪感”，事實上，正是因為日本整個社會缺乏自信，使得他們更加容易接受“我們曾經輝煌過”的說法，從而在歷史問題上失去正確的判斷力，往往會放任右翼勢力在日本社會的橫行。
還應看到，日本軍方近幾年不僅在安全問題上對中國始終抱有敵意，在歷史問題上，日本軍方某些勢力也在盡力維護其歷史“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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