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的事就是國家大事
履行自己應盡公務，卻以妨礙縣長公務之名，被停職乃至行政拘留，對于陜西省綏德縣職中校長高勇來說，2007年結束得意外而辛酸。
為讓助學金在年底前發放到受助學生手中，心急的高勇追著正準備去開會的縣長，并打開車門，希望縣長簽字。不料，當日綏德縣教育局責令校長停職檢查，向縣長賠禮道歉，公安部門隨后更以妨礙公務為由將其拘留。
高勇確有沖動之處，讓縣長耽擱了“國務院普九債務清欠電視電話會議”。但按照財政部、教育部規定，助學金“應于學生入學一個月內”發放，一校之長高勇貿然追逼縣長簽字，也該算是“其心可憫，其志可嘉，其情更可原”吧？△
縣長會議與學生助學金這兩項“公務”，哪個更重要姑且不論。但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理念下，人們說履行公務，不就是更好地為人民服務嗎？政府對公共事務的管理也好，對群眾利益的關心也好，從來都是細微之處見精神。即使是縣長落實國務院重視教育的電話會議精神，不也要踏踏實實地反映到工作細節上嗎？其中是不是也該包括對學生助學金的關心？
群眾利益無小事。剛剛過去的2007年，之所以被譽為中國的“民生年”，就是因為中央對教育、醫療、社保等事關民眾根本利益問題的關注，讓中國民主政治滲透到萬家燈火中的每一扇窗、每一盞燈。
2008年胡錦濤同志的元旦獻辭，更飽含激情地將新一年工作要務，再次鎖定“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這件件細微、個個具體的目標，生動地說明在黨和政府眼里，“老百姓的事就是國家大事”。
反過來，國家大事也往往由百姓小事構成。不管是哪一級政府，都應將民生之需，視為最重要的“公務”。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如果“妨礙縣長開會就是妨礙公務”這樣的邏輯成立，如果我們的一些部門以此“公務觀”管理公共事務，本屬于政府職能的“公務”，就可能被抽象為跟百姓并無關系的“官事”，甚至異化為體現官員威儀的工具。
這樣的擔心并非杞人憂天。“我已經給縣長道過歉了，但是教育局還是讓我停職檢查，公安局又要對我行政拘留。不就是冒犯了縣長的威嚴嘛！”高勇的感慨一針見血。在即使是當事人崔縣長也覺得“處理太嚴重”的情況下，讓當地教育局和派出所“執法如山”的深層原因，恐怕正在于此――不能冒犯的并非“公務”，而是“官威”！
同樣的情景，我們還在因為創作針砭時弊的短信詩詞遭刑拘的重慶“彭水詩案”中看到過，在河南某地6位農民為舉報村辦企業經濟問題在自編小冊子中議論官員被以誹謗罪游街中看到過……
草民不得與聞國家大事――源自封建王朝的思維慣性，仍然在相當一些官員心中殘余著，心照不宣著。它告訴我們，在矢志建立民主政治的今天，保證“老百姓的事是國家大事”，與根除“官貴民輕”的積習，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對于各級政府而言，以人為本、執政為民，不僅需要執政理念的變革，同樣需要治理方式的轉變。
2007年，中國網民的聲音值得細細傾聽
有一些數字，觸目驚心地嵌在剛剛逝去的2007年，終成歷史。有一些事件，在我們的腦海，始終揮之不去，讓我們痛并期待。
來自國家安監總局的最新消息稱，2007年中國共發生各類事故近50.5萬起，事故死亡人數98340人……
事實上，這兩個數字同比分別下降了19.5％和12.5％，且事故總量已經連續四年下降。然而，我們的悲哀不能稍減，因為他們每一個人仿佛都活生生地在我們眼前閃現——從前孤零零的死亡數字，如今已成為媒體和網絡上情理交融的細節報道和深入追問。煤礦事故頻發，已是頑疾，從前更糟，卻不曾這樣鮮明地浮出“海”面，面對國務院和公眾的雙重質疑。
這就不能不提到，媒體與網絡的力量。
被關注的，還不光是煤礦安全事故。2007年，中國網民憂國憂民的視線，鎖定了諸多事關重大公共決策的事件。有網媒細心梳理去年的網絡焦點，諸如陜西華南虎虎照的真偽之辯、山西“黑磚窯”的曝光、廈門PX項目的遷址、重慶“史上最牛釘子戶”以及《物權法》大討論……
樁樁件件，在網民和政府的關注下，走進了張揚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性解決渠道。
中國公眾參政議政的聲音，從來沒有像2007年這樣嘹亮；中國網民推動民主政治進程的力量，從來沒有像2007年這樣顯著；各級政府對網絡輿情的重視，也從來沒有像2007年這樣焦渴——山西省原省長于幼軍在“黑磚窯”事件之后，痛責一些領導干部“不上網”，將之與保守落伍、官僚習氣相聯。而在東部地區，許多各級政府官員惦記的事之一，就是看網上對本地、本部門的輿情匯總。
更意味深長的是，2007年，中國民意表達與最高決策層的思謀，在相當多的層面水乳交融。黨的十七大有一個聲音清晰而堅定：“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從各個層次、各個領域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
黨和國家領導人并不諱言樂于通過網絡了解民意。2007年兩會及黨的十七大，是網民與中南海互動的良機。數十萬網民曾以網上“我有問題問總理”等方式，共商國是。胡錦濤總書記在2007年伊始，就在政治局集體學習中，關注互聯網建設。溫家寶總理在兩會答記者問中，以網友提問作為開場白，讓網民有一種心心相印的溫暖。
難怪，有論者將2007年稱為“網絡公共元年”。
在中國改革史上，這一年、以及在這一年發出聲音的一億多網民，終將被載入史冊。入選理由，不只是中國互聯網誕生20周年，更是網民已成為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有生力量。
當然，網民的代表性有時不夠廣泛。一些偏激的聲音，也往往會在瞬間十分強勢，畢竟網絡是部分人的天下。限于條件，眾多中西部農民兄弟還不能上網。因此，民眾參政議政的渠道仍應繼續擴大，民主政治的成熟，仍需在更加完善的民意表達機制基礎上實現。
然而，歷史會告訴我們，2007年，中國網民的聲音值得細細傾聽……
是什么讓“校長追縣長簽字被拘事件”由壞變好
找縣長簽字被拘留，問題解決了嗎？
一直處在憤懣之中的綏德縣職業學校校長高勇，想必這兩天心情舒暢了許多。
在陜西榆林市委的過問之下，高勇為學生助學金追縣長簽字被拘事件，有了令人欣慰的轉折――
高勇的停職和行拘處分被撤銷；縣長、教育局長、公安局長向校長道歉，縣長向市委檢討；綏德縣領導班子組織學習班，學習十七大報告和胡錦濤總書記關于執政為民的論述；市委、市政府組成調查組，對該事件進行調查，并依法追究責任人……
短短不到10天，“綏德事件”調查之迅疾，處理之認真，總結之深刻，超過了人們的最初期待。這種撥亂反正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停職、拘留事件對政府的負面影響，給社會輿論一個交待。
這是互聯網時代，又一起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生動實例――正是因為新聞媒體報道和互聯網的廣泛轉載，因為讀者和網民的強烈關注和批評，縣長與校長的“公務風波”，才引起上級的“高度重視”，才有了事件的逆轉和問題的解決。
這也是民主政治進程中，權力與輿論監督關系的現實注解――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媒體的監督，綏德縣教育局和公安局的權力邊界，就不會受到挑戰；行政長官的以權壓法、有關部門的濫用職權、某些官員內心深處的特權意識，就不會如此清晰地進入公眾視野，更不會被置于法律的程序中處理。
因此，令我們欣慰的，不僅是榆林市委對綏德縣政府“濫用權力”的嚴厲批評，更有一級政府對輿論監督的態度。
面對輿論，正視問題，及時“施治”，雖讓某些官員臉面受損，卻維護了黨和政府的形象；依法追究責任人，更是在重申公權不容濫用。在曠日持久的“華南虎事件”之后，綏德的“解決之道”從另一個角度，提出政府該如何回應公眾質疑、面對輿論監督。它告訴我們，切實解決群眾關切的問題，整頓吏治，才能消除“負面報道”的源頭。
然而，我們還不能歡呼監督的勝利，在健全的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面前，這種事何勞上級市委連夜趕赴綏德過問？這一事件的轉折，又怎會如此依賴上級領導的推動？
實際上，對輿情的反應，對監督的態度，直接檢驗著政府“權力”與公眾“權利”二者之間的真實關系，因而也最鮮明地體現“執政為民”的現實狀況――
輿論監督的本質，是公眾通過報紙、電視、互聯網等多種形式，參與社會公共事務。如果我們的干部對輿論諱莫如深，對民意置若罔聞，又怎能期望他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
這就是我們黨提出“建立社會輿情匯集和分析機制，暢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強調“發揮好輿論監督作用”的原因。有效的監督，是保證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也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標志。
在處理“綏德事件”之后，榆林市委書記特別感謝“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的監督，使榆林的政治文明建設和干部素質整體向前推動”。
確實，歷史的鴻篇巨制，從來都源于日常的點滴書寫；民主政治的時代課題，呼喚更多具體事件的“推動”。 愿“綏德事件”不僅對榆林有所觸動，還讓更多地方由此深思，引以為戒。
“西豐事件” 司法如何介入
負面報道遭遇報道對象質疑，并非什么新聞，然而一如“西豐事件”那樣極具戲劇性者，卻著實少見。
1月1日，《法人》雜志刊發了記者朱文娜一篇題為《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的文章，涉及當地縣委書記。3天后，西豐縣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員攜帶立案文書和拘傳文書，到北京《法人》雜志編輯部，以涉嫌誹謗，要求拘傳朱文娜。
和剛剛“撥亂反正”的“綏德事件”一樣，“西豐事件”一經曝光，輿論洶涌，批評潮起。輿論的聚光燈下，“西豐事件”將如何發展？是司法介入下的判決，還是行政干預下的化解？
相當多輿論監督效力是通過行政干預實現的。這當然大快人心，但是司法領域的缺席或反應遲緩，以及當事人缺乏通過司法解決的意識，也讓我們略有缺憾。
“黑磚窯事件”獲得突破性進展，系輿論監督先行，而真正使事件得以最快速度進入司法程序的，卻是來自黨中央、國務院的嚴令。新近“綏德事件”的撥亂反正，也取決于上級行政領導對輿論監督的積極態度。
輿論監督先行，是我們這個孜孜以求健全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的社會的一個特征。而這，很大程度上基于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突破，源自網民的參與熱情。
然而，面對輿論監督，西豐縣快速的“司法反應”卻有以權代法的嫌疑。何況據報道，所謂涉嫌“誹謗”，被“誹謗”的對象，即縣委書記本人聲稱并未起訴，不知罪名如何“坐實”？
這讓我們思考，司法究竟應該如何介入輿論監督事件？
“西豐事件”不是沒有“司法解決”的合理途徑――從單純的輿論審視到公正的司法審判。如果，縣委書記真的認定記者誹謗，不是不可以起訴，記者也不是不可以應訴。法庭之上，當事雙方擺事實，講道理，公開審理，孰是孰非，法律說了算。
事實上，輿論監督之下，當事人如何運用法律武器，司法如何主動介入跟進，成為健全權力運行和監督機制的一個關鍵性問題。否則，權力監督就不完善。
即如不久前的“綏德事件”，目前皆大歡喜的結局，也許并非輿論監督最好的結果――僅僅縣公安局、教育局關于拘留決定和停職處分的撤銷令，就能撤回對校長高勇的傷害嗎？僅僅縣長一句“對不起”，就能夠消弭官員心中的特權意識嗎？只要上級領導不較真，司法就不會介入，輿論監督也不過是一時風波，道個歉或者寫個檢查，也就過去了？
因此，期望“西豐事件”不再只是輿論壓力之下行政協調的收場，而能有法律的公正判決。這不僅對涉案各方、對廣大讀者也是一個交代。
畢竟，當輿論監督登場之后，司法機構非但不應成為某些官員的私有權杖，也不應側立一旁保持沉默，這是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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