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錢多得花不完么
據報道，剛結束的北京車展“賣豪華車像賣菜”、“中國富豪購買力驚人，花6000萬席卷13輛豪車”。在上海和廣州車展上也有這種情景。一家市場調研機構認為：“中國買主一般喜歡比較大的車，他們有錢。”
據世界奢侈品協會的調查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奢侈品消費成長速度最快的國家。2007年中國人奢侈品消費占全球市場份額的18%。幾乎所有世界頂級品牌都在中國設有分店。雖然許多奢侈品在中國的售價比國外高50%以上，一些人仍趨之若鶩。像不久前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地熱銷的日本大米，比在日本國內價格高3倍多，比中國產大米貴25倍多，被稱為“天價”大米。
難道，中國人錢多得花不完么？
非也。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目前人均收入排名仍排全球百位之外，相當于美國的1/25、日本的1/21和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截至2007年底，有4320萬人年收入在1067元的貧困線之下。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民連孩子上學看病都很困難。尤其是中國各方面的發展建設和社會保障等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哪能稱得上錢多呢？
外國商家把中國當作奢侈品消費的“新天堂”，主要原因是發達國家的奢侈品市場缺乏增長空間。很多有錢人不再買奢侈品招搖過市，而喜歡做公益回饋社會，愿意樹立個人和企業形象；國內一些富人則似乎更在乎物質享受。他們住幾千萬元的別墅，乘幾百萬元的汽車，戴百萬元的手表，穿幾十萬元的服裝，以此滿足炫富心理、虛榮心理。有些人寧愿鋪張浪費，花數萬元捧明星，一擲千金豪賭，也不愿扶危濟困，花幾百元做慈善。
也有些人錢來得太容易，揮霍起來不在乎。像通過貪污受賄、偷稅漏稅，靠鉆政策空子、招搖撞騙，違規開發國家礦產和土地資源，騙取國有資產等不法手段一夜暴富，獲取的是不義之財，往往揮金如土，為富不仁。
還有些人花公家的錢不心疼。很多高檔消費都是公款消費。像請一頓酒席數萬元，送一條香煙數千元等，這也成為一些人腐化墮落的根源；像一些地方修建豪華辦公樓、豪華廣場等大工程，動輒投資數千萬、數億元。
這種“奢侈風”、“豪華熱”，不僅浪費大量社會財富，而且帶來貪圖享樂的風氣，助長一夜暴富的心理，成為滋生犯罪的溫床；尤其是拉大貧富差距，是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國并不很富裕，需要用錢的地方很多。中國人的財力無法滿足越來越奢侈的生活，中國的資源無法維系越來越豪華的形象工程。即使將來富裕了，也不能鋪張浪費。先富起來的人，應當樹立取之于社會，回報社會的價值觀，主動投身慈善事業；政府對待公款消費更要嚴格把關，建立資金公開透明的運行機制，把公共財政用在更急需的地方。
跨海大橋這面鏡子，照出了什么
實行了9年的“五一”黃金周，今年縮水成“小長假”。許多著名景點的人流和商業收入，似乎都少了點“井噴”的興奮。然而，剛剛通車的杭州灣跨海大橋是個例外。
“五一”期間，杭州灣大橋因車輛擁擠、險情頻出而引人關注。擁擠，不光是因為開通第一天車流量就接近設計飽和量，更因為開車人不顧“橋上嚴禁停車觀光”的規定，紛紛放慢通行速度，不時變道，以便領略跨海大橋風光。緊急停車帶成了觀光、拍照臨時停車場，有人抱著孩子爬護欄，有人對著大海“方便”，有人亂扔垃圾……
跨海大橋這面鏡子，照出了一些游客的文明素質差、缺少公德心。凡此種種陋習，這些年來一直飽受詬病。那么，我們該如何因勢利導，盡可能地減少不文明現象呢？有沒有比指責更見效的辦法，比如，能不能從硬件設施和軟件設計上減少“不文明”、不安全事件發生的幾率？
杭州灣跨海大橋這面鏡子，是否還照出別的一些什么？此橋的設計建造，在長三角地區一直是牽動人心的大事。對于滬浙兩地政府和企業，它或有諸多經濟上的重大意義，但對普通百姓，更多記住的是報道中那36公里的海中壯景。大橋選在“五一”開通，自然被視為新的旅游觀光去處。如此背景，一紙“規定”和“嚴禁”，恐怕很難奏效。看看那些寧可被扣分、罰款，也要留下紀念性一刻的游人，只能讓人又好氣又好笑。
一座從設計到建造克服了眾多技術性難題、創下許多“世界第一”的宏偉工程，能不能在開通之際想得更周到、更具有人文情懷呢？
比如，讓海中觀景平臺與大橋通車同步使用；在開通時充分考慮到人們對大橋的情感需求，臨時規劃“停車場”和“觀光臺”……
只有“禁止”似乎是不夠的。不久前，上海剛剛拆除了位于延安東路外灘的一處高架上行匝道。這一原本為疏導車流而建的匝道，因能一眼盡收黃浦江兩岸美景，而被人稱為“亞洲第一彎”，盡管有諸多交警嚴管、提醒，人們仍將這里當成“觀光勝地”，不惜放慢車速，結果導致整條道路的擁堵。最終，有關部門只能痛下決心，拆了匝道，還景于更多的觀光步行者。如果在設計之初，更多考慮到人們的審美需求，原本可以避免這樣的折騰。
如今，中國大地上有眾多宏偉壯觀的重大工程，不斷刷新著各種紀錄。然而，有些標志性工程亮相后，我們總是惋惜地發現，它們似乎缺少了些什么――有的開闊無蔭蔽的廣場，找不到垃圾箱，尚未養成良好習慣的人們難以做到為扔廢棄物多費腿腳；新建成的現代化航站樓，沒有考慮到候客的出租車司機也需要吃飯和方便；城市道路指示牌，為了與國際接軌只用編號，沒想過“不太國際”的老百姓看不懂……
在粗制濫造工程比比皆是的年代里，“以人為本”只是一句口號。然而今天，在每一件工程的設計建造和管理中，注入人文關懷，才是一座建筑、一個工程能夠獲得成功、臻于完美的關鍵。盡管這些細節不像宏偉的工程外形那樣壯觀，卻更溫暖人心，也更能悄悄塑造人們的良好行為習慣……
敬禮！向阜陽劉曉琳
連日來，安徽阜陽“EV71”疫情牽動人心……最新消息說，到5月5日24時，阜陽腸道病毒感染病例新增433例，病例總數已達4929例，但死亡人數已連續5天未上升。聽到這個消息，疫情最早發現者和上報者、阜陽市人民醫院兒科醫生劉曉琳，其因搶救“EV71”患兒而疲憊的身心應該有所寬慰吧。
因為劉曉琳的發現，衛生部及時部署，全國各地積極應對，構筑起“EV71”疫情防御體系。我們無法統計，有多少孩子因為劉曉琳的負責和堅守而得到及時救治；也無法估算，到底有多少家庭因為劉曉琳的敏銳和果敢而遠離疫情、幸福平安。就像當地人所稱頌的那樣，劉曉琳是阜陽的“鐘南山”，她之于這個社會的意義，已遠遠不是其所挽救的生命數字可以衡量。
是的，許多發現都伴著某些機緣巧合。但是，總是那些懷有某種信念的人，能夠抓住機遇，撥開層層迷霧。就像第一個揭開劣質奶粉事件黑幕那樣，是對生命的愛和尊重，對責任的擔當，對職業操守的堅持，讓劉曉琳在一次尋常的交接班，一次尋常的病例對比和追問中，及時發現疫情，開啟了拯救生命的大幕。
敬禮！向劉曉琳。因為，我們太需要學習如何尊重生命。
在看多了一些醫生的冷漠表情之后，有什么，比一聲“不忍一個個花朵般的孩子痛苦死去”的嘆息，更令人動容？有什么，比一句“還有什么風險和壓力能與孩子的生命相提并論”的樸實話語，更令人寬慰？這意味著，她會多追問一聲患者的感受，多看一次臨床記錄，多做一次相同病例的比較，多查一些相關疾病分析資料；這意味著，她會極力尋找病因，努力尋求最佳治療方案。
敬禮！向劉曉琳。因為，我們太需要學習如何忠于職守。
在收受手術“紅包”成為一些醫生潛規則的今天，有什么，比“自己出錢讓吃了劣質奶粉的患者去檢驗奶粉”的舉動，更令人驚奇？有什么，比“癌癥手術4個月后就上崗并堅持上夜班”的行動，更令人欽佩？這意味著，她會將身心真正交付于這份職業；這意味著，她絕不會在危重病情發生時退縮，更不會因個人職務、權力等私利，而置患者利益于不顧。
敬禮！向劉曉琳。因為，我們太需要學習如何面對問題。
當一些人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時候，有什么，比為盡快準確上報疫情，忙碌一夜，準備詳盡的臨床資料，更令人明白什么叫實事求是？
劉曉琳也的確贏得了她應得的尊敬。
報道說，在衛生部組織的“EV71”疫情防治中，劉曉琳的觀點和看法有著很重的分量。在阜陽的衛生部專家組討論病例得出結果后，一定會征求劉曉琳的意見，對外的材料，也要先讓劉曉琳看看，沒問題后才正式對外發布。
相信專家組的態度不僅僅是出于對劉曉琳臨床經驗的信任，還有對這樣一個普通兒科醫生的敬意。
愿更多劉曉琳們出現，他們，將令這個社會更安全。
信息公開，還需再拆“玻璃門”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施行沒兩天，某縣5位市民就狀告縣政府沒有公開一家企業改制的相關調查報告。不過，法院未受理此案。
縣政府為何“不予公開”？據說，是認為“不屬于信息公開范圍”。法院為何不受理？據稱，“涉及企業改制問題，不屬于行政訴訟范圍”。幾位市民為何偏要“繼續告”？因為他們堅持，依據新條例，這就是應該公開的信息。
政府公開信息，有主動，也有依申請公開，甚至還有不予公開，都屬正常。但這起訴訟的背后，也暴露出信息公開的有效性遭遇挑戰，難以躲避一道道無形的“玻璃門”。
“玻璃門”是什么？表面看，是對信息公開的理解，政府與公眾差距頗大。深層次分析，是信息公開的程度，最終仍取決于政府的意愿。
按說，《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是給政府立規矩的，“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說得很清楚。但實際卻不然。
此一案例中，法院“難以受理”，已讓這種尷尬凸顯。退一步說，即使受理又如何呢？此前，國內不少省市率先制定地方性信息公開條例，“民告官”多次出現，但多以敗訴告終――不是說，“民”一定要贏了“官”，才是民主政治的進步。但是，現有法律體制下，涉及判定信息能否公開，確實給惰政留下不少“例外”空間。
比如，某地計劃調整、淘汰一批劣勢企業和劣質產品，消息見報，市民申請政府部門公開淘汰企業名單，遭拒。于是狀告政府，終審判市民敗訴。理由是：寫有該名單的政府文件，定為“秘密”級，政府依法不予公開。
從行政程序與司法程序來說，該案無可挑剔。問題在于：這類信息是不是真該保密？如果一個“秘密”，就可以為不想公開的信息撐起“保護傘”，那么，倘有部門利用手中的“定密權”，對不愿公開的信息自行設限，誰來監管呢？
遺憾的是，目前的法律對此無能為力。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除了國家秘密、個人隱私、商業秘密以外的政府信息，原則上都應向社會公開。但上述三種秘密，尚缺乏法律上的剛性界定――“玻璃門”赫然出現。
雖然《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對“商業秘密”有過定義，但“商業秘密”也經常被隨意打扮――當社會輿論一再強烈要求公布商品房社會成本價時，很多地方政府部門，正是以“商業秘密”為由，置之不理。
政府敢給自己定規矩，讓公眾監督，勇氣可嘉。但是，缺少對信息公開的剛性界定，在現實中就難免遭遇尷尬。其實，國外的立法經驗早表明，政府信息公開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行政制度，應當以法律的形式來規定。
只有對信息公開在法律層面有更高的效力，對不予公開的范圍有剛性的界定，才能徹底拆除“玻璃門”，推進“陽光行政”，而這，也是對政府部門的一種制度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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