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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7月21日上午，在北京西站城管隊的停車場內，85輛“黑摩的”和“黑三輪車”被當場銷毀，執法者將6名“黑摩的”司機“請”到現場，實地觀看了銷毀過程。當天的《法制晚報》以圖片的方式刊登了這則消息。可以想象，有關方面的初衷應當是為了震懾不法運營者，然而，這種“現場刺激、以儆效尤”的簡單化處理方式帶有濃厚的“整人”色彩。
　　在人類社會的公共治理長河中，法律曾經一度扮演了報復工具、教育藍本、行為規范等基本功能。時至現代，強制執法的維度已經轉向違法行為矯治，法律的國家報復主義功能已經不再為人們所推崇。也正因為此，曾經盛行于嚴打期間的“公捕公判大會”受到各方的廣泛指責而逐漸銷聲匿跡，國家法律也明文禁止公示死刑的執行過程。然而，讓不法運營者目睹“黑摩的”的銷毀現場，通過對其心理和精神上產生強大的觀感刺激以“殺雞駭猴”，這種執法思路與“公捕公判”何其相似，理應同樣受到法治文明的批評與制止。
　　法治國家公認，行政執法應當遵從五大基本原則：合法性、合理性、透明度、負責任、可預測性。從根本上說，合理性就是一個執法適度的問題。在處理違法行為時，必要時可沒收而非一定要銷毀違法工具，除非違法工具是毒品或者新犯罪工具的“生產車床”。而“黑摩的”司機的違法之處是其非法運營行為，運營車輛如果安全性能達標，則不一定非得銷毀才“方解心頭之恨”。
　　如果按照有關方面的思路，打擊違法行為就要銷毀違法工具，那么所有行兇者用過的刀具就一定要回爐熔化才行，這不免使人想起俄國“十月革命”后，列寧批評過有些人要“扒掉沙皇修建的鐵路”的極端做法。
　　貧困和沖突乃和諧生活的兩大天敵。在確認“黑摩的”運營的非法性質的同時，也應當承認這些運輸車輛乃是弱勢成員的安身立命之本，其生存狀態確有值得體恤之處。在貧困的境地下，再銷毀他們僅有的一點謀生工具，客觀上無異于雪上加霜。
　　如果能在沒收這些“黑摩的”之后，只要其安全性能達標，將其分解拆賣或者運往郊縣農村變賣，用所得款項資助這些“黑摩的”主取得合法的謀生之道。這樣既能防止社會資源在銷毀中產生極大浪費，也不失為治理非法運營市場的治本之道。畢竟，面對弱勢社會成員的謀生渠道，縱使非法，政府部門恐怕不能以“打擊”二字簡單免除公共責任。
　　再者，從危機管理的角度講，讓“黑摩的”司機目睹銷毀現場，也不是一種明智的辦法。考慮到城管與管理對象已經多次發生暴力對抗，在這種情況下，借助“以暴制暴”的方式強烈刺激管理對象，無異于“火上澆油”，可能引來更多的沖突。
　　如果有關方面不能實現科學管理，甚至人為地把管理對象推向沖突的臨界點，那么發生社會沖突的幾率就可能大大增加，和諧社會的美好愿景將變得荊棘叢生。
法治與和諧的主題不僅統領著社會治理的宏大敘事，更體現在一事一情的微觀處理方式  中。政府行政行為的管理向度將起到巨大的奠基作用和示范效應。而通向和諧社會的道路中，“整人”的簡單化處理方式也應當被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