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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沸沸揚揚的“捐”能否折減“賄”的爭論再次升級。據2006年8月10日《新京報》報道，今年7月27日，同處于緩刑期內的原湖南新田縣教育局長文建茂、臨湘市副市長余斌都再次被逮捕，并將于近日接受再審。據稱，做出再審決定的是湖南省高院，兩案的共同特征是，二人均先貪后捐并以此折減受賄款，并因此獲得緩刑。 

　　據報道，從起訴到二審，對于先貪后捐能否折減受賄款，相關的辦案人員始終存在爭議。法院與檢察院對兩起案件的受賄事實認定是有共識的，形成兩院“打架”局面的焦點，是對受賄款當中用于公務和扶貧的部分，能否從受賄總額中扣除。檢方觀點是，如何處置贓款，并不影響收受贓款的事實，因此不應該減除；而法院則認為，贓款去向雖然并不影響受賄罪的構成，但可做量刑情節予以考慮。正因如此，才有了“緩刑出獄”的結果。

　　有法院人士認為，1997年之前的《刑法》將賄賂罪歸入侵犯財產罪，由此，個人是否將受賄款自用是最重要的；而修訂后的新《刑法》則主要著眼于該罪是否侵害了公務行為的廉潔，因此，“即使沒有非法占用別人送的錢財，而是用于公務開支等，依舊是不廉潔的”。有很多法學界專家認為，“應把所有受賄金額都考慮進去”，因為“定罪和量刑是兩回事，定罪時將用于公務開支和捐贈的費用全部納入，不能減掉，但量刑上則可以酌情從輕發落”。這才是要害!法學專家的自以為“是”的觀點，才是檢方以為“非”的關鍵所在。經過“望聞問切”后可以發現，“先貪后捐”引發爭論的根源，在于司法量刑缺乏明確程序法支持的“總病根”。

　　我國的《憲法》、《刑事訴訟法》為法院賦予了完全獨立的定罪量刑的權力。《刑法》中除了極少數條文采用絕對確定的法定刑外，大部分采用相對確定法定刑，也就是說，有一個確定的量刑范圍和幅度，又允許法官在這個范圍內自由裁量，對三類四十多種涉及從重處罰、從輕處罰、減輕或免除處罰等法定量刑情節綜合考慮，以確定最后刑罰的輕重。在這種情況下，犯罪者的動機、手段、犯罪后態度、個人情況、一貫表現等，往往都要對量刑起到重要作用；按照文建茂、余斌二人的“特殊性”，自然要有“從輕”的理由。

　　法官被賦予了如此大的裁量權，但遺憾的是，卻缺乏明確清晰的量刑程序法的支持。尤其當我們在程序上對定罪和量刑捆綁到一起的時候，法院的量刑不僅常常被老百姓不理解，甚至連檢察院對其量刑時能否“從輕”也會產生懷疑。所以，解決好量刑程序法的缺陷，應該提上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