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2004年3月的一天，某公司職工邵某在一存錢時無意中發現銀行的自動柜員機可以存進假幣，靈機一動，萌生“發財之道”，想用存假幣換真幣的方法迅速斂財暴富。隨即用400元錢購買假幣4000元，并辦理了太平洋借記卡。2004年3月16日，邵某來到該銀行的一個分理處，用太平洋借記卡通過自動柜員機存入假人民幣2100元，取出人民幣2100元；當日下午邵某又去該銀行的另一分理處以同樣的方法存入假幣1900元，取出人民幣1900元。后案發。
分歧意見：對本案應如何定性，存在以下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邵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我國刑法規定，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構成詐騙罪。該罪的主要特征是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本案中，邵某以假幣換取真幣的主觀目的是為了騙取真人民幣，客觀上實施了隱瞞真相的方法，使銀行的資金代管機器——自動柜員機無法辨別真偽，“自愿”吞進假人民幣，吐出真人民幣，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應定詐騙罪。第二種意見認為，邵某的行為構成使用假幣罪。我國刑法規定，行為人明知是偽造的貨幣而予以使用且使用數額較大，其行為構成使用假幣罪。本案中邵某在明知持的是假幣的情況下，將假幣存入銀行的自動柜員機并通過柜員機換取真幣，其行為符合使用假幣罪的全部構成要件，應定使用假幣罪。第三種意見認為，邵某的行為構成購買假幣罪。
評析：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對行為人犯罪手段的理解和犯罪目的的考察是認定本案的關鍵。本案中，行為人邵某為了一個非法占有目的，前后共實施了購買假幣、存假幣取真幣兩個行為。根據刑法規定，邵某以低于票面面額購進他人偽造或者持有的假幣的行為無疑構成購買假幣罪，而對存假幣取真幣行為是構成詐騙罪還是使用假幣罪則認識不一。因此，對邵某行為定性分歧意見的焦點集中在對“使用”的理解問題上。那么，將偽造的貨幣存入銀行取出真幣究竟是“詐騙”手段還是“使用”手段呢？
筆者認為，首先，詐騙手段屬于一般性犯罪手段，當立法對某些具有“詐騙性”特征的行為予以特別規定時，應以這些特別規定論處，而不再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詐騙行為。例如假幣犯罪中的“使用”假幣，通常是指行為人將偽造的貨幣投入流通領域作為一種支付手段而購買商品、接受服務。這里的“使用”行為，盡管具有詐騙性質，但還是應以“使用假幣罪”中的“使用”行為論處。
其，再看本案中邵某在自動柜員機存假幣取真幣的數額是否達到刑法規定的標準。根據2000年9月14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偽造貨幣等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規定：出售、購買假幣或者明知是假幣而運輸，總面額在四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屬于“數額較大”；第五條規定：明知是假幣而持有、使用，總面額在四千元以上不滿五萬元的，屬于“數額較大”。2001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頒布的《關于經濟犯罪案件追訴標準的規定》第十七條規定：出售、購買偽造的貨幣或者明知是偽造的貨幣而運輸，總面額在四千元以上的，應予追訴。第十八條規定：明知是偽造的貨幣而持有、使用，總面額在四千元以上的，應予追訴。顯然，本案中邵某購買假幣和使用假幣的數量剛好達到應予追訴的數額要求，因而成為具有刑法意義上的“使用”假幣行為，故應分別構成購買假幣罪與使用假幣罪。
再，自動柜員機屬于電子計算機的一種，并不具備人的意志或意識，故不能成為詐騙罪的犯罪對象。本案中自動柜員機“吞入”邵某的假幣“吐出”真幣的行為，只是其電磁識別系統發生錯誤，并不能視為自動柜員機所屬銀行的“自愿”交付行為，邵某自然也不構成詐騙罪。此外，國內外立法對許多利用計算機錯誤的犯罪均另有規定，如信用卡詐騙罪等，類似情況當然不能以普通詐騙罪論處。
最后，本案應以牽連犯處罰。如前所述，本案中邵某購買假幣后又加以使用，在客觀上具有一個“購買”行為和一個“使用行為”，屬于手段行為和目的行為的牽連，分別觸犯了購買假幣罪和使用假幣罪兩個罪名，屬于刑法理論上的牽連犯。根據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條和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購買假幣罪和使用假幣罪的法定刑幅度相同，但是前者的罰金刑重于后者，可見，購買假幣罪較之使用假幣罪處罰重，按牽連犯從一重罪處罰原則，本案對于邵某應以購買假幣罪論處。
公眾號
事業單位
當前位置：
公考類
招聘類
各類考試
